財政部1日公布稅改方案，引發各方議論。中研院院士、常駐WTO代表團常任代表朱敬一28日於臉書上PO文，以15則自問自答對各項方案提出全面的分析。
朱敬一表示，2009年馬政府將營所稅由25%降至17%，當初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3年前在民粹情況下，推動「財政健全方案」，將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從40%調高到45%的，但調高高所得者邊際稅率，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因此，現階段稅改，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朱個人贊成這個方向的。
不過，朱敬一仍堅持，股利分離課稅，違反所得來源平等原則、圖利富人。朱敬一表示，綜合所得是囊括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等10種所得來源，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硬要推動股利分離課稅，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股利所得分離課稅只有26%「是百分之百圖利有錢人」
朱敬一以圖示方式，解釋台灣不同所得級距所得結構，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朱敬一表示，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但這樣說法有明顯謬誤，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基本上就是把「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顯示林全也認同營所稅加綜所稅是所謂重複課稅。
朱敬一表示，20幾年前，兩稅合一制度研擬過程，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朱敬一強調，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2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內外資稅差、不同所得間稅差難同時消除 「先解決哪個要想清楚」
至於假外資問題，朱敬一認為，目前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朱敬一認為，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