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新生代領導層，自上任之初便發起中共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腐行動。迄今，不但一再打破「刑不上常委」等過去數十年的政治慣例，拿下包括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在內的超過兩百隻老虎和不計其數的猴子蒼蠅，其中因為腐敗而倒下的將軍甚至比抗戰時期還多近百倍；且主張治本，改革紀檢領導體系和巡視制度，進行監察委試點，以及頒佈和修訂包括《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內的十多份黨內法規。
從韜光養晦 走向積極有為
不單如此，黨建工作還被提升到一個十分醒目的位置。五年以來，習近平等中共最高層厲行全面從嚴治黨，除了借鑑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推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化黨組織、改革共青團等一系列舉措，還強調「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等「四個意識」，為主要權力機關和政治局委員、常委等高官立政治規矩，從而有力強化了黨的領導，克服了十八大之前的黨內政治危機。
在國家之層面，在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除了與全面從嚴治黨一起構成中共執政新理念之外，還不斷重構中國各個領域。五年間，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在經濟、司法、教育、戶籍、計劃生育和軍隊等諸多領域推進。尤其是軍隊領域，這場被稱為毛鄧之後最大力度的軍改，重構了軍隊人事、機關設置，讓軍隊以更大力度走向現代戰爭的全體系全領域建設，其效果可以用「重建軍隊」來形容。在全面依法治國上，中共既改革了司法體制，推動省級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法院檢察院設立了跨區域法庭或分院，增強了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頒佈了中央文件來防止人為干擾司法，又著重強化了司法領域人權保障，廢除勞教制度，強調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原則，禁止刑訊逼供，還耗費大量精力糾正過去多年尤其是周永康時期的錯誤，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上，為了實現這個「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百年目標，中共把扶貧工作上升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將「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作為各級官員的硬性任務。
同時，為讓崛起的中國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適位置，習近平改變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領導中國外交進入更加積極有為的新階段。一方面在維護國家安全主權方面，中共尤其強調了底線意識。先是頂住了去年南海仲裁案的壓力，利用菲律賓領導人更迭的契機，透過撬動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這個支點，改變了南海的地緣政治格局，讓南海仲裁案底淪為了「一張廢紙」。接著又迫使和蔡英文通話，挑戰「一中」的川普（Donald Trump）在上任之後快速回歸了美國的「一中」原則。再就是近期中印邊境洞朗對峙上，透過政治手段讓印度在金磚峰會之前撤兵，從而避免了兩個大國間的一場零和衝突。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上，無論是正在推進中的「一帶一路」和已經獲得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背書的「新型大國關係」，還是習近平年初到瑞士達佛斯（Davos）這個資本主義聖地，替代美國舉起自由貿易大旗並獲得輿論廣泛好評，均說明中國外交相比於鄧小平時代已然改變。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不光習近平於去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被確立為中共繼毛鄧之後的領導核心，而且中國政治將告別鄧小平時代，進入習近平時代。如果說2012年十八大是中國進入後鄧小平時代的開始，那麼行將舉行的十九大將象徵著中國正式進入後鄧小平時代。這也是為何2012年以來不少曾經研判中國政治屢試不爽的方法論逐漸失靈，一些左派、右派和海外觀察者感到日益困惑的原因。因為他們立論的基點還停留在鄧小平時代，他們還未洞悉時代發生的範式轉移。後鄧小平時代並不否認鄧小平時代，而是根植於時下中國的內外現實，對鄧小平時代的創造性繼承。這既是時勢使然，亦是當前中國的最大政治，是所有分析觀察中國政治走向乃至十九大必不可少的前提。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23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