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文萌樓的都更爭議，最快9月中才有結論，作為台北市反廢娼運動的基地，《風傳媒》27日專訪核心運動者、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王芳萍，回顧那場性、階級與政治摻雜的艱辛戰役。以下為訪問紀實：
（王芳萍回顧反廢娼的歷史。宋小海攝）
反廢娼運動予我很重要的養分是「底層邊緣的政治性」，我簡稱「底邊政治」，後來成為我一個立場，意思是當我從底層邊緣的處境來觀看政治的時候，我就能夠看到台灣政黨政治惡鬥各種荒誕演出，和形式民主的虛偽性，根本不利於底層和弱者的生存。
受階級情感召喚縱身跳入反廢娼運動
我進場的那天是1997年9月3日，離北市府頒布廢公娼命令只剩3天，卻在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的公娼存廢座談會上，被公娼官秀琴、「官姐」給震撼。我一進去，就看到3個重要人物在對話，長期參與雛妓救援運動的婦援會董事長沈美真、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以及官姐，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性工作者出來告訴這些「善良的中產階級婦女」、婦運菁英說，妳們是坐在冷氣房裡面的人，妳不懂我們弱勢者在生存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生存。我第一次聽到一個性工作者說她要這個工作，又強調那是合法的工作！
那個對話牽動我的階級神經，召喚我的階級情感。對我來講，「性」的特殊化、汙名化的問題沒有讓我太不安，因為官姐當時說的是，她是站在崖邊的女人，退一步就到海裡，接著又生動描述一段找她的客人、是什麼樣草根的一個客人，有需要而找她。這呼應到我在工會的經驗，我太熟悉和草根勞動男性的生活互動，我知道是什麼樣的苦悶，讓他們晚上去尋找各式各樣的娛樂。
所以我並沒有進入婦團所倡議「女體不可以商品化」的框架，即使我大學時婦女運動興起，我也被女性主義啟蒙過，女人要自主、要權利，這些我都同意，但1997年時，我已到工會工作8、9年，更有過女工的經驗，我非常能夠區辨勞動階級的身體跟性，不同於中產階級婦運倡議的身體跟性。
也就是說，我們這群人（女工團結生產線等團體）一開始介入下去，就是以勞動權益在打這場仗，這是核心。我不認為這是純粹的性別議題，不是一個僅僅討論一夫一妻婚姻外的「性」的辯論，我跟婦團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把性交易放在階級下面來看，放在現實的經濟生活裡，若單單跟我講性別，不能說服我。
我承認公娼館確有婦團說的「合法掩護非法」問題，部分警察和業主勾結，包庇藏匿雛妓，但這是管理問題，是管理需要改善，而婦團除了反雛妓，是否也根本反對性工作合法？這在當時都沒有清楚的辯論。這也是一個苦難，娼妓這個事情是性與階級綁在一起，有一個汙名的結構，這個結構卻這麼不容易說明白，我認為台灣社會也根本不想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