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內閣府2017年發布的老齡社會白皮書，泡沫經濟崩潰尚未充分顯現的1990年是5.8個勞動力人口養活1個老年人（65歲及以上）；2000年變成3.9人養活1個老年人；到2025年，2.1人養活1個老年人，之後的情形將愈來愈糟糕。
放寬門檻 外籍移工移入
近年，日本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動者悄悄放鬆了簽證門檻，日本各地的低端服務型行業，諸如餐飲、超市、便利店等的臨時從業人員，來自越南的年輕人多了起來，他們大都是藉學習的名義來日本的打工者，一些印尼衛生學校畢業生來到日本努力學習，設法考取準入資格，在醫院或養老設施當起護理員，而多年來以所謂「研修」名義來到各工廠打工的中國人也不在少數。日本的勞動力短缺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躍進，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機器的良性運轉。從這一點來看，總體上，日本未來的前景恐怕難以再現1960年代前後的燦爛景象。
二、泡沫經濟崩潰以後直到今天，日本人的實際收入在下降。有份日本官方發布的統計，從1995年到2011年的17年裡，人均年收入從457萬日圓，小幅下降到409萬日圓，這期間，1998年曾上升到467萬日圓，換句話說，現在每個月的淨收入比1998年減少了5萬日圓。考慮到物價小幅度上漲，日本人的實際生活水準無疑比30年前下降了。
派遣制的出現：日本社會「下流化」
三、由此日本社會在戰後首次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貧富差別，或者說是一定程度的貧困化，即近年來日語中頻頻出現的「下流社會」或者社會的「下流化」。一定程度的貧困化出現當然有各種原因，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出現了派遣員工的現象和制度，有些人畢業後或想重新就業時，一時難以找到正式的就業機會，就去派遣公司登記，派遣公司根據招聘公司的要求，向這些公司派遣員工，一般簽約期是數天到6個月，期滿後要再次簽約，亦即該員工雖然在某公司工作，卻只是個臨時工，不享受公司的獎金福利，他只與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派遣公司負責社保、醫保，而大多數合同都是有期限的，因此工作不穩定，收入相對較低，一旦合同到期，往往會遭遇失業，雖然日本社會建立了較完善的救濟制度，依然難免會產生窮人。從統計上來看，純粹的派遣員工人數似乎並不很多，2000年是39萬，2017年為219萬，占整個就業人數的2.4%，但還有992萬非全日制員工，424萬臨時打工者，394萬合同工等，加起來人數相當可觀，這些人的工作相對缺乏穩定性，幾乎沒有晉升的可能性，收入也較正式員工為低，很容易淪為社會底層。處於社會底層的，還有一部分是單親媽媽。我在2007年《中央公論》雜誌上讀到一篇報導，1位在缺乏家庭溫暖中成長的單身母親，年輕時學習不是很用功，高中沒念完就草草結婚，婚後發現男方沒有家庭責任，也沒有經濟能力，於是婚姻破裂，獨自養育孩子，靠開小貨車送快遞為生，不僅收入較低，還幾乎沒有時間教育孩子，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很容易成為熊孩子。這樣的情形並不是個別的例子，伴侶無法依靠，疏遠了父母（上一代可能也是單親家庭），而自己也沒有太好的技能，只能做些簡單的勞動，而自己的孩子也難以在身心兩方面得到健康的成長，從某種意義上說，貧窮往往會一代一代地傳遞。由以上各種元素疊加，大約從2000年前後開始，日本漸漸形成了所謂「下流社會」，雖然窮人的數量和貧困程度，遠比發展中國家、甚至美國的窮人要好得多，但相對於整個社會，日本畢竟已經產生了窮人階層。
當然，這30年中，日本不都是一片陰雲慘霧，有時太陽的光亮透過雲層照射出令人鼓舞的光芒，日本在有些領域依然穩步發展，諸如高科技領域、醫療技術和設施、高端製造業甚至航太科技等方面，依然有不少驕人的成就，在整個世界上仍處於領先地位，並出現多名諾貝爾獎得主，是歐美之外獲得諾貝爾獎者最多的國家。另外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日本在海外的資產數額連續27年居於世界首位，2017年達到2012萬4310億日圓，扣去負債數，海外純資產數額為328萬4470億日圓，數額較前幾年有所增加。這說明了日本經濟雖然整體上在走下坡路，確實有著難以根治的結構性缺陷，但依然是個很有底蘊、很有實力的國家，整個社會的肌體比較健康，目前並沒有尖銳的社會矛盾，世界第3經濟體的地位，一時很難撼動。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副理事長，曾在日本神戶大學、東洋大學、京都大學等擔任招聘教授。本文摘自作者著作《徐靜波講日本史》（全二冊，時報出版）之《被偏誤的日本史：從軍國末路到經濟復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