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治受難者，指的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被國民黨殺害、關押者，它分兩類，一類是真正的政治犯，這一類是秉持某種理念信仰，意欲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統治者，另一類是冤枉的政治犯，這類人和政治完全搭不上關係，沒有推翻國民黨的意圖，但卻被羅織成為政治犯。
真正的政治犯又可分成三類人，一類主張社會主義，一類主張自由主義，一類則主張台灣獨立。這三種人都懷抱著理想，想要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自然引來國民黨的鎮壓，台灣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就是在這些人接續不斷的反抗中形成的。從5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到解嚴前夕的美麗島事件，一波接一波地挑戰國民黨，也一群接一群地被投身繫獄。
國民黨長期的白色恐怖統治，引發本土台灣人的反感，在本土台灣人內心深處，形塑出「反國民黨情結」與「反外省人情結」，這兩種情結是當今民進黨賴以崛起的社會基礎。「反國民黨情結」使得早年黨外時期選戰時，只要敢罵國民黨的候選人都會得到高票支持；「反外省人情結」使得選戰時「台灣人要出頭天」的口號處處可聞，聲聲入耳。近年來民進黨也是透過藍綠的區隔以及族群的動員，成功地擊潰國民黨，建立台灣的民主政治。而這些都是得益於上述的兩大情結。
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的政治受難者，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奠基者，由於他們的勇於反抗，由於他們的犧牲奉獻，才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
不過這些政治受難者，雖在政治上為台灣社會民主做出貢獻，但在個人生活上卻是社會弱勢的一群。他們長年被關押，青春歲月在牢裡虛度，出獄後由於年歲已高，加上白色恐怖時期的諸多禁制，與情治單位的干擾，就業一直坎坷不順，經濟生活除少數經商有成或在政治上取得發展外，大多數人極不安定。
雖1998年經由「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案件補償條例」獲得相當金錢的補償，但由於本身職業的漂泊，加上養兒育女的開支，這筆錢早已散盡。如今這些人已步入晚年，已無工作能力，而身體的病痛隨時駕臨，晚年鉅額的醫療開銷，隨時威脅著他們人生的最後旅程，他們可以說在惶惶不安中度著日子。
我的一位難友，已高齡七十七歲，仍然和她太太每日從早到晚辛苦地經營一家超商店，問他為何不退休，他卻只顧憂慮著當他倒下時，後續的生活何以為繼。曾經當過立法委員的政治犯謝聰敏，晚年卻落得須變賣房產以養老。另一位難友則憂慮著沒有足夠的存款以度餘年而一度罹患憂鬱症。
對於這樣一群政治受難者，台灣社會該如何對待。
最近促轉會依據其所推動的轉型正義，擬定一份「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草案」，用意在為這些政治受難者擬定一個賠償辦法。本來1998年國民黨已制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對這些政治受難者進行「補償」，之所以說「補償」是因國民黨不肯承認當年關殺這些政治受難者是不法的行為，只是手段上偏差而已，因此只願以補償方式補償這些政治受難者。而既是補償當然金額就偏低。死刑只給600萬，坐30幾年牢的也只給590萬。
這次促轉會擬定的權利回復條例，即認定當年關殺這些政治犯是國家不法的行為，應從「賠償」的角度進行賠償，其賠償金額自然要比補償多。因此眾多當年政治受難者無不引頸期盼，寄望賠償金額可以解晚年燃眉之急。
不料促轉會最近公布的草案，卻令政治犯們大失所望，引發很大的爭議。
草案中對沒收財產的返還賠償更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難合常理。依此草案計算，譬如若被沒收的財產依現值為市價新台幣2億元，則只賠償4090萬元新台幣；若是3億元，只賠5090萬元，這期間巨大的差額仍歸國家佔有，這無異是政府持續搶佔人民財產。
其次對於被殺被關者的賠償也偏低，草案對死刑犯改賠一千萬元，扣除當年補償金給的600萬元，等於再賠給400萬而已，而對於被關30幾年者，也只加賠300來萬，其他被關十年、八年者只再賠給當年補償金的一半，這些都是偏低而不合理的。
促轉會為什麼會擬出這樣的賠償方案，這和促轉會是如何評價這些政治受難者有關。從促轉會成立後，其會內就聽說有人反對再給予受難人賠償，認為這些人已領過「補償金」了，不需再賠償了。而這次雖最終擬定賠償，但金額不多，只聊表轉型正義下的「賠償」之意而已，其性質實和「補償」差異不大。
看來促轉會對這群政治受難者的「估價」不高，只願給予低額的賠償，這些政治受難者對台灣的民主貢獻，以及默默承受的生活代價，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裡，他們只看到這些受難者，是一群遭受國家暴力的不幸者、可憐者而已，他們是以憐憫的心態在看待這些人。
如此處理方式，或將落人口實，認定民進黨推動的轉型正義，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真正的用意只是用來對付國民黨而已，並不是真正要平復這群為台灣民主政治犧牲奉獻的政治受難者。
其實，本來既認定這些受難者是遭遇國家不法行為，就理應依冤獄賠償法賠償，但考量國家財政負擔，受難者並不敢做此要求，他們只要求一個較為合理而適當的數額，以安度餘年而已。
＊作者為70年代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