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區劃，把以揚州為中心的淮南劃成一個單獨的道，和廣大的江南道並列。論地盤和人口，淮南完全不能和江南相比。它之所以能夠和江南平起平坐，關鍵就是因為有國際化大都市揚州的出現。然後，揚州隨即又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海港。從揚州出發的船隻駛向明州，然後從明州駛向新羅和日本。到了日本以後，又可以從日本出發，駛向圖們江口，連接東北亞的滿洲。現在的揚州變成了東北亞、東亞和東南亞連接西亞和內亞的最重要的樞紐。它集中了大量的財富，從揚州一地取得的財富超過了整個廣大江南的財富。當然，它的主要財政官和軍官都是內亞人。波斯胡人在唐朝的文獻中一向是最善於理財，同時也是最識貨的。經常有小說記載說，別人認不出來的寶貝讓波斯胡人認出來了。當時唐人對他們的看法，就和晚清時代的人對上海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看法是差不多的。他們是最有錢的人，也最識貨，技術水準最高。
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通過淮水、漢水到長安的這條路線變得更加重要了。淮南節度使實際上變成了帝國財政部的真正所在地，因為河朔三鎮已經獨立，帝國極其依賴淮南和江南的財富，而全國度支都由淮南節度使掌握。淮南節度使經常由宰相兼任或者由退休的宰相擔任，為什麼呢？因為宰相要負責理財，而全國的財富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揚州。大部分供應長安的物資是在揚州集結以後，要麼在和平時期通過隋煬帝的運河運到宣武（也就是汴州，汴梁城），然後西運洛陽，順著三門峽、渭水，運進長安；在天下大亂的時候， 物資還是要集中到揚州，但是這一次要順著揚子江往上，然後順著漢水，通過山南東道運進長安。無論走哪條路線，揚州都是全國的中樞。白居易的《琵琶行》裡面所描繪的「前月浮梁買茶去」，其實就是中唐以來以淮南節度使為核心的轉運使和經濟主官依靠徵收茶葉稅、發放茶葉執照、在江南各地販賣茶葉為帝國籌集收入的一種手段。
當然，淮南之富也因此富甲天下，一旦淮南節度使對朝廷不忠，朝廷就完了。在黃巢進長安以後，這種事情果然發生了。淮南節度使對朝廷不忠，那就不僅是淮南資源的問題，而是整個江南的財富就到不了長安，長安的小朝廷立刻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
當然對於淮南本地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忠或不忠的問題，而是他們獲得解放和自由的一個步驟。長期以來淮南把自己的大量資源運到長安去，對淮南本身有多大的好處呢？其實沒有。如果它不再向長安運送物資，依靠以揚子江為中心的江淮運河、江南運河的這一套水路網體系，以及通向日本、新羅、滿洲的海上貿易體系，自己做生意發財，那麼它是不是會更加富裕、負擔更輕呢？答案當然就是這樣。所以，在淮南土豪和商人的心目中，這種前景其實是早就存在了，只是在長安朝廷虎死餘威猶在的情況之下他們還不敢這麼做。經過黃巢這一次致命打擊以後，他們已經肯定地看出，長安朝廷現在是不會再起來了，正是我們宣布獨立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