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平反多年卻苦等不到「對不起」，法官還暗指「你也有問題」！律師痛揭司法最傷人一塊黑暗面

「很多冤案平反者更想聽到的是句『對不起』，他們覺得青春已經沒辦法、無法回到過去、論及婚嫁的對象早已離開，金錢賠償之外，他們很心心念念──為什麼國家沒跟我道歉？為什麼法官沒跟我說對不起？」

一個冤案得到無罪平反，就代表「正義」完全實現了嗎？28日晚間「『可歸責』的刑事補償？」講座，長期投入冤案救援之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便提到，雖然過去20年來民間團體對冤案死刑犯第一要務都是「把他們救出來」，但在蘇建和案後續幾名死囚陸續獲無罪平反後，就發現之後還有很多問題──不是救援出來就等於結束，這些人都被關押10年、20年以上，如何「復歸社會」，就成了非常困難的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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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這些文字非常訝異，要判有罪，該舉證的不是檢察官嗎？」林欣怡說，從蘇建和案、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案件都看到很多問題，甚至連社會大眾都覺得一般人不會平白無故被冤枉被判死刑、「你們一定自己有問題」，該如何溝通「國家無權冤枉一個人」極其困難，該如何推動極冷門的《刑事補償法》修法，也關乎能否為已平反、正在平反中的死刑犯撐出一些空間。

「我不該因為被刑求就做這些自白，所以我的補償金要下降？」身為受害人卻遭放大鏡檢視　律師道出刑事補償「可歸責」最大荒謬

談起冤案死刑犯平反後狀況，民間司改會專職律師林俊儒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蘇建和，昔日是死刑犯、今日是同事。平反後的蘇建和也去申請刑事補償，但就過去媒體報導，當蘇建和收到刑事補償一天1300元的價碼、附上各種「可歸責」事項的說明，他愣住了：「不好意思，是我的錯？我不該因為被刑求就做這些自白，所以我的補償金要下降？我無法證明有刑求，所以要降低補償金？」

關於「可歸責」的狀況，林俊儒說一開始有所謂「違反公序良俗排除規定」，著名案例是兩人激烈爭吵、被告A在旁開槍阻止、卻因開槍被捕，雖然後來A遭判無罪，法院認為A開槍的行為「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法賠償，這判決在2003年釋字487號被認為違憲。

而後又發生一起銀行申貸疑似貪瀆案，銀行職員B遭起訴後雖被判無罪，但B因羈押過程失去自由、要申請賠償也被拒絕，被法院認定是B自己放款過程違反銀行內部規定、自己有重大過失而不該賠償，但在2010年釋字670號出爐，大法官也認為這種「重大過失」的條件太空泛、什麼都可能被排除，因此認定違憲──隔年2011年，《刑事補償法》就大幅翻修，將「可歸責」事項定義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並可依「社會通念」調整補償金額。

「老蘇19歲被抓起來、40歲才出來，這段期間是他人生中最精華的時候、能有學經歷的時候，但這段期間國家把他抓起來，還怪他說你在『社會通念』看起來這麼沒價值？」林俊儒直指這個「社會通念」之荒謬。

而在謝志宏案，關押6834天、一天補償3500元、計2319萬9000元，這金額看似高一點了，調降數額理由卻也讓律師團傻眼。就「可歸責」事項，當初謝志宏被警詢時被要求寫下一份「行蹤交代稿」、上面明確記載案發前後幾天行程也不承認自己犯罪，但這份稿並沒有隨警詢筆錄移送檢察官，直到2018年提起再審而曝光。當謝志宏獲得平反、要申請刑事補償時，就被質疑了：「謝志宏有跟律師說有交代稿，那怎麼沒聲請調查證據？判錯要怪法官？」

至於謝志宏說自己有被刑求，警詢過程錄音錄影消失，法官也覺得是謝志宏去看守所驗傷時自己沒講，因此認定無刑求、調降數額──即便謝志宏再審時是排除無全程錄音錄影的筆錄、獲判無罪，在刑事補償庭上，這些不夠。

而在2019年司法院之《刑事補償法》修法版本，林俊儒說，跟舊法第一差異在將「社會通念刪除」，但這部份司改會認為該增訂反歧視條款；至於「可歸責事由」改成「受害人有虛偽自白、逃亡、干擾證據調查」等具體化事由，林俊儒指出，這樣修法後蘇建和因刑求被逼做出虛偽自白的狀況也會變成「可歸責」，這樣修法可能還是有漏洞，另外，司改會也建議增修：不得因受害人在審判程序中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減少其補償金額。

修法更大轉變之一，是將未受人身自由拘束者也列入可申請補償金範圍，例如已平反的冤案當事人陳龍綺、林進龍都說過，逃亡那段歲月實在無法稱為「自由」，也該被補償。然而林俊儒也提醒，修法問題之一在補償基數是否足夠，目前一個基數2萬、死刑是40–50個基數，這算起來其實比第三人責任險還少。

此外，整體來看刑事補償制度最大問題還是在於「只有給錢」，欠缺社會復歸機制，包括平冤者面對的社會困境、家庭困境、名譽回復都沒做到，該如何保障平冤者回歸社會，這是修法的未竟之業：「我們在想，當事人失去青春、受到磨難，國家是否該做些什麼？」

身為司法受害人卻被盤問「領到補償金要做公益捐誰」　昔日死刑冤案王牌辯護律師邱顯智大嘆：管這麼寬，嚇死！

究竟該怎樣補償一個受冤者，現任時代力量立委、昔日多次為死刑案件辯護的律師邱顯智坦言，這題實在很困難。過去邱顯智與當事人鄭性澤認識時對方40幾歲、武張孝慈才20幾歲，但去年首度碰上冤案死囚邱和順時，他震撼了──「全身都是病痛，他已經被關了32年、現在60幾歲，這真的歲月摧人老，真的很折磨！」救援冤案時往往只能擔心「當事人會不會被殺掉」，但再想想邱和順這樣的案子，到底該怎麼補償？漫長歲月來，邱和順都活在死刑定讞、隨時可能被執行的壓力裡。

以一般損害賠償來說，身故是看《民法》192條殯葬費、194條精神撫慰金、神身自由則看195條，但邱顯智也說，死刑冤錯案特別之處就在，若是當事人被判死刑、還未活著離開看守所，在這段期間隨時都可能被殺掉，這些對身心的損害到底該怎麼填補？

這些疼痛不會只是人身自由的問題，但邱顯智也看到，目前死刑冤錯案補償還是僅看對於人身自由的損害、看他失去自由一天要賠多少錢，完全忽略了死刑案件特有的壓力──可能某天就有一群人走過來，不好意思要把你帶走，你就被槍決。

邱顯智記得，探視邱和順時得知1999年就有49人被槍決，這些獄友被槍決前都會留個紅包給邱和順，祝福他官司順利、平反有望，留完話就死了，三更半夜被帶去槍斃──看著邱和順承受的種種精神折磨，邱顯智直言「了不起」，但同時以很感嘆，如果是被冤枉的人，到底會有多少個、千百個不甘心？更不用說在這漫長的32年，雖然邱和順曾有爸爸、媽媽、姐姐鼓勵支持，但32年過去爸爸、媽媽、姐姐都過世了，「被炸彈炸過的人生，像個廢墟一樣……這說實在的，國家要用什麼方式來填補？」

就現行的「可歸責」、連受害人被刑求做出不實自白都可歸責這點，邱顯智也深覺不合理。儘管最初迫於刑求做出自白，邱和喊冤32年、鄭性澤喊冤5231天，天天都喊冤希望平反、甚至也曾有10萬人加入串聯「帶鄭性澤一直玩」臉書活動打卡聲援，「這過程國家都沒動（指司法平反）、國家的『可歸責性』已經爆表了，你還談『可歸責』？人家沒找你算帳就已經不錯了！」

更糟糕的是開庭狀況，刑事補償決定通常只開一次庭，整個過程可說是「行禮如儀」、一次就決定，如果又遇到不好的法官就會像蘇建和一樣，明明是受害者，還要被盤問：得到補償金以後要捐去哪？多少比例捐出去？捐給誰？「天啊！管這麼寬耶，嚇死！」邱顯智大嘆。

受冤者承受的精神折磨永遠不只是「被關幾天」這樣簡單，邱顯智也記得，后豐大橋案最讓他疲於奔命的就是被告洪世緯母親病危時──洪世緯與母親是孤兒寡母相互扶持，當洪太太告訴邱顯智說婆婆快不行了、希望可以辦返家探視時，邱顯智在派出所忙了半天才讓洪世緯被載去台中榮總，洪媽媽過世後又替他辦返家奔喪，這過程真的很辛酸：「兒子不能在告別式回來，怕劫囚就讓他只能在前幾天回來、提早送回來跟媽媽捻香──像這樣的損害，要怎麼計算、怎麼填補？」

如今《刑事補償法》修法草案待審，邱顯智稱許的一點，是加入「未拘束人身自由」的損害、對受冤逃亡者也要補償。例如捲入性侵冤案而逃亡的陳龍綺，邱顯智還記得當年借自己辦公室讓他跟冤獄平反協會開會，那過程邱顯智自己就害怕不已、生怕談到一半警察就衝進來、自主跑去守門，何況是陳龍綺逃亡過程承受的壓力？陳龍綺也確實說過逃亡期間很想去跳樓。還有一種是「滿漢全席」，像蘇炳坤這樣先逃亡再把抓去關的，邱顯智認為逃亡期間、失去人身自由的期間都該被填補。

當然，光是給錢還不夠、更何況那錢還很少。對於社會復歸這事，邱顯智強調，受冤者該被思考為一個「受害人」，可以比照《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有心理諮商、群體支持活動、就業保障，雖然就業保障是針對失業勞工的，但也可以讓飽受社會歧視的冤獄平反者被社會安全網接回去。此外，目前多數冤獄平反者也很在意「無辜證明書」，雖然目前《刑事補償法》27條說要刊地方報紙聲明清白，但有多少人看得到？邱顯智認為這點該比照促轉會的「有罪判決撤銷公告」，不只是親自拿著證書到對方家裡說「國家對不起你」，還要公告名單，「最起碼要有這樣的誠意吧？」

最後邱顯智也強調，國家應有「冤案研究機制」，如果2018年普悠瑪翻車事故有研究報告、盤點問題、系統性檢討，冤案也該有，「連這機制都不願建立，你要怎麼去談刑事補償？國家誠意到底在哪？」

「要向無辜者道歉、清楚地道歉，不是表現出彷彿這是一個『恩惠』」澳洲經驗看台灣刑事補償缺憾：制度裡的人要反省

對於邱顯智發言，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嘆，司法體系問題就在往往把冤案當成「個案」，不認為是制度問題。於是林欣怡就這樣遇到被制度漏接的人，例如一個死刑平反者S無罪定讞、重獲自由時，他已步入中年、工作難找，但當S去就業服務站求救、希望自己以「更生人」身份得到幫助，承辦人員卻困惑──眼前這人既不是更生人也不是犯罪被害人，該怎麼幫？到底適用什麼規定？

「我們政府司法體制好像就，好，我給你無罪，就把身子轉過去、再也不看你了，那就是你的事了、跟我無關……」這是林欣怡看見的問題。

國家如此輕巧地迴避責任，就是無視了死刑冤案受害者這段期間的苦、平反的不容易。曾參與蘇建和案救援過程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回憶，當年人本其實跟司法改革有點遠，但接獲司改會、台權會求助後，一群工作人員花3天看完卷證，就群體憤怒了：「你無法忍受，他明明沒幹，他是無辜的耶！」人本就此投入蘇建和案，但那過程真的，好長。

馮喬蘭記得，那時人本決定發動「黃絲帶」運動，一群人趁半夜跑去敦化南路的行道樹綁黃絲帶、象徵「當我回家時」，但馮喬蘭也深知，並不是正義凜然、做了對的事就會有人理你，尤其長年提倡教育改革的人本早已被貼標籤、被認為是「幫壞小孩講話」的一群人，社會大眾自然覺得人本幫死刑犯講話就有問題、一定是這些死刑犯有問題。

在這些折騰中經過10多年，蘇建和等人終於等到平反的一天，但馮喬蘭也說這不是終點：「有些碎裂的東西是無法彌補的……」她記得蘇建和案開啟再審、3名被告離開監獄時，暫時回歸自由的劉秉郎其實很無助、說不會過馬路：「他無法判斷車速、不知道車子何時會開來，他在牢裡太久了……」蘇建和也是，天氣變冷時竟然也不知道要加外套，長年牢獄生活讓他連溫度都被剝奪了 。

也因此，看到現行刑事補償制度還要用「可歸責」跟司法受害人斤斤計較，馮喬蘭怒爆：「這種隔離根本是無法回復，結果他們連錢都要計較──我今天讓你們賠錢已經很好了，國家有過錯、你讓他生命被威脅、生活有斷裂的片面，不過讓你賠個錢而已，我們還沒說要把警察法官抓出來耶？賠錢已經是最基本的，他還要斤斤計較，我真的不高興！」

賠錢已是最基本的、國家卻還要斤斤計較，受害人真正期望的一句「對不起」就更是困難。就人本過去處理校園性侵案、各種申訴案經驗，馮喬蘭說受害者要的通常就是個清白跟道歉──例如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一個孩子曾小學二年級跟老師求救說自己被學長性侵，老師卻說「不可能」、學長成績那麼好，直到那孩子小學六年級事件全面爆發，他才終於等到平反。

「你們終於來了，終於有人願意聽我們說話了……」馮喬蘭永遠忘不了那孩子的話，也忘不了那孩子最在意的就是「老師沒道歉」。

「一個做錯事的體制，道歉，我覺得是該做的事──不只是個人道歉，是要國家高度的道歉。」馮喬蘭舉例，2013年澳洲進行全國機構內兒童受性侵調查委員會、歷時5年，只要是未成年受性侵者都可以出來談、年紀最大當事人甚至高齡96歲，在這調查後澳洲政府不只做出整整17冊報告檢討體制問題，更重要的是，總理先是在國會跟所有受害者道歉、「國家竟讓孩子受到這樣對待」，之後收到報告書又道歉一次：「他們一直反省『國家到底錯在哪』，說我們要道歉，要為過去沒傾聽你的聲音、沒有相信你而道歉……」

澳洲政府針對性侵受害者面臨的體制問題沉痛道歉，馮喬蘭看這例子再看看現行台灣冤獄受害者刑事補償，便感嘆：「我想像的道歉該是這樣子，要向無辜者道歉、清楚地道歉，不是表現出彷彿這是一個『恩惠』……」

對於馮喬蘭所言，廢死聯盟執行林欣怡指出，目前政府的問題之一就是傾向把死刑冤案當成「個案」處理，但其實系統性的調查非常重要，法官也該理解自己判拘束人身自由、罰款、死刑的意義是什麼，甚至應該讓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這些已平反冤案死囚去給法官「上課」，才能讓法官真正明白冤案給人的真實傷害。

事實上，司法系統要認錯很困難、甚至有人想認錯也迫於同儕壓力不能認錯，邱顯智說問題之一就在於刑事補償開庭在終審法院，光是開啟再審的法官都會被之前判有罪的法官嗆「你很行喔」，若是刑事補償庭的法官給了最高金額，也會變成不給同事面子、得罪一票人。該怎麼做比較公正，邱顯智認為可參考德國經驗、讓冤案受害人可以在其他縣市同級法院申請刑事補償，另外以《國民法官法》來說也可以讓人民參審、加入人民的意見、避免法官同儕之間為難的狀況。

「你用最嚴厲的刑罰判我，你就要用最高的金額賠償我。」這是讓林欣怡永遠忘不掉的、已平反死囚徐自強對刑事補償的看法，那重點已不在數字，是不管那金額一天最高是補償5000元還是更低，遭受誤判極刑、飽受冤屈折磨的受害者就是要最高的補償。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給平反死刑犯高額補償等於認同司法有瑕疵、會讓制度崩壞，林欣怡最後提醒，其實制度不要崩壞的關鍵在「制度裡的人要反省」，如果一味說「我沒事我沒事」才會讓制度崩壞──而該如何讓刑事補償更完備、國家對受害者真正道歉、讓受害者能真正回歸社會，將是未來立法院的戰役、也有待民間聲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