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曾停止發生。然而在這個時空下的台灣，是否還可能產生真正重要的「文學事件」？
永康街鴉埠咖啡地下室，六名台灣一線小說作家——駱以軍、顏忠賢、胡淑雯、童偉格、黃崇凱、陳雪，正從兩個月一次，高密度的精神勞動中抬頭，等待「書寫的武裝游擊行動」——「字母會」總策畫、台北藝術大學哲學教授楊凱麟，給出下一個攻擊標的的提示。
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創作
這場游擊行動從二○一二年開始進行。「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聽眾。凱麟依舊寫好講稿才來，說話甚至會顫抖，那種緊張感……帶著一種對所從事的事物的敬重。」胡淑雯這樣回憶起字母會聚會時那種謹慎、神祕的氛圍。
字母會是楊凱麟從法國哲學詞彙（例如「未來」、「虛構」、「賭局」）出題，下給這群小說家的戰帖。他先用一千字闡釋詞彙的思想內涵，而小說家群則必須在楊凱麟準備的字母Ａ～Ｚ中，試圖用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回應、迎擊這些概念，最後由評論者潘怡帆針對每篇進行評論分析。
一三年六月起，他們開始在《短篇小說》雙月刊發表字母Ａ（avenir，法文的「未來」）。六名作家，兩個月一次，二十六個字母，超過五年的連續書寫。今年九月起，《字母會》由衛城出版公司分四季出版，九月已出版了字母Ａ～Ｆ六冊。
「就像白先勇用小說《孽子》賦予台北一種被觀看的獨特方式，或者一九九○年代王家衛的香港、北野武的東京。」楊凱麟說：「那我們就要問，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是什麼樣的創作？」
書寫或書寫者的命運，總是纏繞於自身的歷史侷限，以及國家、文化、歷史身分自我認同。只是在任何「集體認同單一化」的過程裡（無論被稱為七年級後所謂的「天然獨」，或急統思想的反撲），小說總是站在集體性的反面，甚至不是反面，而是幽靈一般，從任何可能的角度去纏繞、追問、抽打與瓦解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國家，是國家的反面
黃崇凱舉例：「寫字母Ｆ（fiction，虛構）時，我假設邦交國吐瓦魯沉沒，一萬人全部移來台灣，那對台灣的國族認同有何影響？又例如在字母C（célibataire，獨身）中，我寫當年共產黨沒打到長江以南，變成南北中國狀態，到最後台灣省仍是一省，和香港同時回歸的情形。」
當台灣在書寫中經歷影像的變造、扭曲、解體與重構，我們是否還能認得它？
「在這樣漂浮的小行星上，小說很難直線地回答國族認同，而是用小行星的飛行狀態，去被迫展現國族的命運或下場。」駱以軍說：「我們不是國家，而是國家的反面。」
「國家的反面」並不是反國家或無政府，而是書寫本質上反對著任何單一、簡化的精神預設。楊凱麟用「胡人性」形容駱以軍的小說，正好對應到台灣在政治、地理上的邊陲性，以及認同上的複雜性、不穩定性。
同樣的，字母會的成員構成，也顯示了世代、族群混血的激進實驗本質。例如黃錦樹書寫馬華、馬共的故事，甚至不被馬來西亞所接受，而只能在台灣存在。又如駱以軍、胡淑雯分別是一九四九年後外省族群和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後代，從光譜的兩端開始對話。
而「字母會」期間參與太陽花學運、親身爬梳白色恐怖歷史的作家胡淑雯，則從對書寫與「語言」本身的思考，體認到「政治正確」已成為當代書寫的大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