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得更直白，作者反對韋伯主義式的理念主義取向（ideational approach）。第四，最關鍵的，本書主要因果命題安置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同時結合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反向論」（second image reversed）。
外力干預是「解釋變項」（即所謂EV），而國家形成的政治則是「依變項」（DV）。這個簡潔的解釋架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優異的理論訓練與文獻掌握，它最主要的論敵包括：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國內政治結盟或抗爭政治論等以「國內層次」為解釋項的理論， 或一般所稱的國家中心論。
作者在清晰而謹慎的修辭中，富含理論企圖心。眼尖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史的傳統中，對比較政治所提出的論證上的挑戰，其實是一個經過創新、細緻化的「權力均衡」命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引伸的辯論命題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本書帶來的啟發，與可能引發的辯論。這裡提出2個問題。第一，中國是民族國家，或是帝國？根據本書的論證，這個疑惑不應存在，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腳跟的1950年代，中國就已經完成了現代的「建國」工作，而且是一個標準的主權民族國家。
然而，當我們拉長歷史視野，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一個長週期的歷史重構過程。清帝國瓦解之後，中國經過一段期間的「半殖民狀態」與戰亂，在中共建國並「統一」中國之後，迄今仍在處理棘手的「周邊」關係，包括少數民族與那些「未統一的領土」。
以往的帝國解體，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蘇聯帝國， 都伴隨著周邊民族的獨立，但清帝國解體後，中國又拼湊出一個類似清帝國版圖的國家，而遺留諸多該解決而未解決的歷史難題。
今天，西藏與新疆正在承受激烈而暴力的「漢化」殖民；香港正經歷「二次回歸」，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抵抗者的打壓，相當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台灣本土民主派的鎮壓；而對台灣，則是從「和平統一」（實際上是無限期延後），演變為咄咄逼人的「武統」威脅。在北京眼裡，台灣是「祖國的神聖領土」；在台灣眼裡，台灣是「具有民族自決權而且實質獨立的國家」。
中國統治精英在「經濟崛起」的鼓舞之下，燃起了打造「大中華帝國」的雄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學界提出的「天下秩序觀」、「新朝貢體制」都屬於同一類論述系譜。內陸政治核心硬要吞下眾多多元而異質的周邊。
鳥瞰中國陸地核心對周邊的侵略性作為，中國正經歷著「國族帝國」的建造過程，這個過程對中共而言，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個過程如果操作不當，會不會反而導致中國國家的「權力集中化」受損？是一個有待檢證的謎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