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上述的辨證討論，作者強調：在海外華人社會之中，各語言群（幫）的政治立場不一，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並未能自動削弱各語言群之間的鴻溝與差異，統合各僑鄉連帶的國家認同。在二戰之前，泛中國想像共同體仍未真正成形，廣東、福建、客家等以鄉音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仍具有重要影響力，對中國民族主義精神各有不同詮釋。
這個「海外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並非鐵板一塊的愛國主義，當中不乏同床異夢的意識」的結論，是如何得到的？我們且先看作者的論證過程。
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想像
首先，作者定義主要華人的送出地華南是「中國內部政治邊陲和中國對外經濟核心」，這個地區在歐洲勢力擴展之前，貿易和移民網絡已經出現。本書討論的新加坡與香港兩地的重要性，則遲至19世紀末才浮現，華人社會的形成主要仰賴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移民。
在新加坡，開發需要的密集勞力來自華南，20世紀初期，華人社群的經濟脈絡以多重語言連繫，閩商多從事與英國資本有關的進出口貿易，潮汕商人多從事米業，客籍人士多為工匠。可以說，這個社群以「幫」為骨幹，具一定資產的早期來此的土生海峽華人，以及手無寸金的中國南來新移民，都被融入於這個社群。
至於香港，移民絕大多數是廣東人，領導香港華人社區的華商，並不像新馬華商那樣與南來勞動移民關係密切，社會菁英是東華三院的贊助者和會董。殖民政府也有意培植一批類似海峽華人般親殖民者的菁英，獲得提拔的太平紳士，多是受英國或美國教育，擔任買辦、法律、保險、醫學等範疇之專業人士。
當然，兩地的華人社會不是一成不變，反而更敏銳的反映時代脈動。從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日本占領英屬香港與新加坡之時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inter-war years），即使政權與關稅政策等有所變化，中國與海外華人間的社會、文化、經濟聯繫仍不間斷，方言群扮演著重要的聯繫角色。
為了論證這個複雜的關係，本書以1920年代的抵制日貨、反英的省港大罷工為例，指出由於新加坡華人社會以「幫｣（不同華南語言群）為骨幹，其經濟網絡以不同鄉音為紐帶，導致新加坡的反帝國主義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各幫之間的對立；而各幫之間的對立，反而緩和了各幫之內的階級矛盾。
然而，在20世紀初經濟蕭條之時，各「幫」組織反而促成香港和新加坡雙城商人的合作。粵港商人需要面對中國政治變動以及英帝國外交政策之變化，雙方利益不一定一致，但香港和新加坡華商卻有共同利益，他們在大英帝國遠東地區的發展目標相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