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台灣，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學者史書美近年提出「華語語系」之說，嘗試挑戰中國以北方為中心的「文化霸權」式華人身分論述，並且理論化乃至還原海外華人複合卻又不乏自主意識的身分意識。
「中國」作為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不過，相較中國大陸宣傳大一統華人意識的積極程度，華人學術界對應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論述的批判力度仍然相對遜色。故此，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的著作《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在台灣出版，並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發行，實為全球華人世界之大事。著作原由荷蘭出版社Brill出版，原題為《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難得的是，作者為籌備本書中文版，特別親自翻譯並改寫與增訂原著內容。《帝國之間、民國之外》的基本要旨，是以20世紀初英帝國治下與日帝國南進之下的新加坡與香港為觀察點，分析為何海外華人沒有全盤接受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論述。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之別，在於2個世界的敵我意識之不同。事實上，這2個世界之「一中各表」，也進一步揭示「中國」實為政治概念多於地理概念。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精彩且重要的「中國」意識發展史敘事，可簡單以3點介紹：
第一，中國大一統式民族主義論述無法精準描述全球華人的「中國意識」，因為「中國」意識之意涵會隨政經脈絡而變，華人對何為「中國」之敵人、應與「中國」敵人保持何種關係之理解，往往隨時空易轉而變改。
具體而言，形塑「中國」意識之演繹的政經脈絡有三。第一個脈絡，是於清末民初之間，中國政權更替不斷，國境之內亦有多重政治主張，這令海外華人難有一致的「中國」共同體意識，國民政府之中蔣介石與汪精衛這兩大勢力皆能在海外動員是案例之一。在1930年代末，蔣氏與汪氏的對日外交路線顯然有別，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對蔣介石的支持最為有力，但相對親日的汪氏也取得另一新加坡華人菁英張永福的支持。事實上，汪氏的海外動員能力令蔣介石感到疑慮。同樣是在1930年代，新加坡《叻報》總編輯梁顯凡（粵人）親汪，他「在香港組織擁汪派力量，然後到新加坡，利用陳嘉庚和胡文虎之間的矛盾，破壞重慶的海外工作」（見第7章）。與此同時，蔣介石與李濟琛之間的國民政府內部張力，也能突顯「中港矛盾」。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注意到，英屬香港的媒體多同情李濟琛，對南京政府之抨擊也不遺餘力。故此，《正報》、《點心》、《探海燈》、《半周評論》、《真報》和《正義報》等香港報章被南京政府斥為「反動」媒體、被禁絕於中國大陸之外。（見第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