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的這件事，會導致政府方面對我們殺人滅口，所以留下這捲錄音帶……我的工作，就是誅殺這些『叛逆』！」
1984年10月15日，曾撰寫《蔣經國傳》之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於美國自宅遇上竹聯幫成員陳啟禮等開槍「制裁」喪命，美國聯邦調查局於事發後旋即進行偵辦、找到幕後主使為中華民國情報局──20日國史版出版之3大冊《江南案史料彙編》，即整合近3萬2千多頁檔案一次完整交代堪稱「蔣經國時代最大污點」之一的「江南案」。儘管本案真相與其他政治案件相比較為清楚，透過檔案整理，當時各種不堪更是清晰顯影。
本案不僅政府勾結黑幫殺人，陳啟禮擔憂被滅口還留下一捲關鍵「保命錄音帶」，美國聯邦調查局一再掌握證據、蔣經國卻還想賴給「共匪台獨」；指使黑幫殺人的前情報局長在關押期間享有VIP級特殊待遇，前國防部長郝柏村甚至一度欲將這批殺人主嫌提報「特赦」名單，讓美國都大動作警告：「其罪行之嚴重，應無理由獲致任何減刑……」
不只因《蔣經國傳》遇害！破3萬頁檔案彙整重現江南案 劉宜良早於案發10多年前就被蔣經國盯上
相較於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指出，「江南案」係1980年代著名政治案件中相對清楚的一件，案件概況就是國民黨政府結合竹聯幫成員到美國暗殺已歸化美國籍的作家劉宜良（即江南）。至於本次國史館出版《江南案史料彙編》，據國史館介紹，其內容完整呈現江南案之來龍去脈，以明蔣經國總統時期的情治機關與黑道份子掛勾、進行暗殺異己之行動，有助社會大眾了解1980年代黑幫與黨國如何互為利用。
關於《江南案史料彙編》來源，吳俊瑩介紹，國史館於編纂過程總共向檔案管理局採專案借調近80案、3萬2千多頁內容，來源包括總統府、監察院、外交部、國安局、軍法局、調查局、軍事情報局、國防部後備指揮部、高等法院檢察署等，採用最多部份為軍法局「汪希苓殺人案」，此外也加入蔣經國與蔣宋美齡當時電報往來內容，其中最為特別的是第2冊美方來台調查談話筆錄。
儘管「江南案」係在蔣經國任職總統晚期發生之血案，吳俊瑩指出，早在命案發生10多年前、1973年10月份，當時還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就針對劉宜良在美國書寫《蔣經國傳》、《蔣介石婚姻生活考》等情況進行調查指示；1974年3月，國民黨文工會更發文「提醒」海工會請外交部對劉宜良在美護照身份問題「加以處理」，就是要準備將劉宜良列入「黑名單」了。
儘管劉宜良在美國書寫《蔣經國傳》引起中華民國當局不悅，吳俊瑩也從檔案看見，其實早期國安局沒有一開始就對劉宜良「慼心（tsheh-sim，台語）」，而是想「積極爭取」。1974年10月28日，時任國安局副局長汪希苓便批示：「如有適當路線，同意設法爭取『劉逆』歸正。」
就吳俊瑩過去發表「1984江南案研究」論文初稿，後來汪希苓轉任情報局長，儘管劉宜良在情報局拉攏下乖乖修改《蔣經國傳》、成為「駐美聘幹」，但也未就此封筆，反而開始準備書寫吳國禎、龍雲等爭議人物的傳記。甚至，情報局人員經劉宜良介紹接觸中共民航局官員崔陣的過程感覺好像被拍照反蒐證、向汪希苓告狀，劉宜良在當局眼中的帳已不只《蔣經國傳》一筆，終於步步走向死劫，於1984年10月5日槍響過後劃下生命終點。
陳文成命案觸怒美國通過「索拉茲決議」、3年後又現「政治謀殺」美國公民 主嫌陳啟禮「保命錄音帶」成關鍵證據
江南命案發生之初，外界即對「政治謀殺」動機指證歷歷，而在1984年12月上旬，美國國務院也經聯邦調查局簡報獲悉有中華民國官員涉案、相當憤怒，12月21日，美國在台協會（AIT）首任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更是急約駐美代表錢復，反應此案已涉1981年陳文成命案後美國國會通過之「索拉茲決議案」（Solarz Amendment），若「外國勢力」持續騷擾美國公民，國會有權請總統切斷軍售──到了1985年1月10日，美國就講得更坦白了，調查顯示行刺主嫌陳啟禮於前一年9月赴美前與中華民國情報局有接觸、被選來暗殺劉宜良，情報局顯然介入暗殺美國公民。
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從江南喪命後便介入偵辦、刑事調查處與反情報處皆投入，而破案很大關鍵是因為「證據都被掐在美國手上」。1985年1月11日，竹聯幫成員張安樂更將陳啟禮一捲「保命錄音帶」交由聯邦調查局，這譯文不只在當時報紙公開，更在國民黨中常會播放過、都聽過了。
就錄音帶譯文，陳啟禮雖說劉宜良是要誅殺的「叛逆」，但也在開頭顯露迷惘：「我看到報紙上面寫，劉宜良他的母親是因飢餓而死的，所以他渴望中國復興──看到這一點，在我內心裡非常受到震撼，身為一個中國人，誰不希望中國復興？我們中國人還有人因為飢餓而死，我們卻把劉宜良殺害了，至於劉宜良是不是真心渴望中國富強，我的內心有疑問……」
至於為何留下錄音帶，陳啟禮直言，就是怕被殺人滅口：「我留下這捲錄音帶，主要是對吳敦及小董的責任感，因為我當時的這件事，會導致政府方面對我們殺人滅口，所以留下這捲錄音帶──至於我的身份，我是中華民國情報局的情報員，在情報局裡面我的名字是『鄭泰成』，我的工作是，我是汪局長直接吸收我入情報局，我直接聽命於汪局長，而下令我執行任務是胡副局長，我的聯絡人是陳處長陳虎門，我的工作就是誅殺這些叛逆。」
除了「保命錄音帶」之外，陳啟禮留下的關鍵證據還包括在飛機上寫下、要給情報局的報告書，這份報告還未送出就在逮捕行動中被查扣，報告內容包括3項任務：誅殺判逆劉宜良經過、發展美國竹聯情形、結識赴大陸商人。
就國史館提供資料，陳啟禮在機上報告中對於為何殺人臨時要找吳敦、董桂森來幫忙有加以說明，先是強調吳敦為政工幹校結業、「忠黨愛國」極具執行經驗，又掛保證說董桂森是陸軍士校畢業、為軍人之後、「黨國觀念」強烈──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告呈現情報局長汪希苓的確有利用竹聯幫在香港及中國發展「敵後佈建」的構想 ，這些未必全是掩飾「制裁」劉宜良的遁詞，惟首要任務仍是「制裁」劉宜良。
蔣經國還想賴給「共匪台獨」 汪希苓等遭判刑享VIP級待遇、甚至遭試圖偷渡特赦名單
至於中華民國方面，儘管1984年11月12日「一清專案」發動不久後當局便知汪希苓與竹聯幫的關係，但在3個月後、1985年1月12日蔣經國才下令將汪希苓等人停職查辦，吳俊瑩解析：「一定有很多外力讓他這樣做。」
就國史館提供資料，1984年10月23日蔣經國函電蔣宋美齡時首次提起劉宜良被刺，當時說法是：「顯係共匪嫁禍技倆，與陳文成案同一手法。」直到隔年1月份汪希苓被起底、各界也盛傳蔣經國之子蔣孝武與情治單位走得很近，蔣經國一方面強力跟蔣宋美齡澄清「外孫不但未任職安全單位，更不曾認識竹聯幫黑社會任何一人」，另方面卻也痛責江南案之所以爆發的來由是：「共匪、台獨勾結美國左傾同路人以及國內邪惡份子，聯成一氣、煽風點火、含血噴人，乃造成今日被一再擴大利用中傷誣衊之情勢。」
儘管蔣經國再三想把江南案拋給所謂「共匪」、「台獨」，汪希苓涉案的嫌疑已難以撇清，1985年1月份美國更是在引渡請求被中華民國拒絕後派員來台調查。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指出，當時美國都認為汪希苓在說謊、一再質疑還有上級，但就是苦無證據，另方面，檔案則顯示1月16日國防部長宋長志對專案小組負責人張瑩指示：「注意全案，無論如何發展應概屬個人行為，絕無涉及高層人員或政策。」這份文件即當局為江南案立下「停損點」的重要檔案。
高層涉案的證據找不到，只能將前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人判刑，然而就後續發展來看，中華民國當局仍對江南案涉案者頗有厚愛。就主嫌汪希苓，當局籌備特別待遇一事在檔案鐵證如山，不僅在景美有所謂「汪希苓特區」，吳俊瑩也在1986年1月6日軍法處檔案「執行處所跟戒護安全設施有待加強，已著手施工興建，尚需一段時日始能完成」等語看見，所謂「汪希苓特區」還不只一個。
至於陳啟禮證詞「下令我執行任務是胡副局長，我的聯絡人是陳處長」點名到的胡儀敏、陳虎門，雖然暫遭關押，也在1987年假釋當天就各自辦了回役與復職，照樣安享退休金。
甚至，黨國勢力對刺殺劉宜良涉案者的關照，在蔣經國死後仍餘波蕩漾。吳俊瑩指出，1990年李登輝將就任總統、頒佈對黨外「政治犯」特赦名單之際，當時法務部與國防部長提出名單的簽呈卻包含「殺人犯」汪希苓、陳啟禮等人，由郝柏村提案可能性高，這也讓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魯樂山（Thomas S. Brooks）於1990年5月19日發文提醒：「此三人已由無期徒刑減刑為15年，而且該三人已服刑期，即使依台灣一般假釋規定亦不符合條件，以其罪行之嚴重，應無理由獲致任何減刑……該三人之過早釋放必將使台灣對此案之公正性之承諾遭到質疑，並可能在美國再度引起對此案之關注。」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於《江南案史料彙編》序言指出，當時總統府幕僚研擬的特赦明明以美麗島事件為主的「叛亂犯」為對象，目的是緩和政治對立、促進團結，但是行政院簽上來的名單竟然包括汪希苓、陳啟禮、吳敦等三位「殺人犯」，令人不禁質疑：莫非這是他們心目中念茲在茲的「轉型正義」？所幸5月19日最後一刻的簽呈，已把3位「殺人犯」排除在外。而在新書發表會上陳儀深補充，魯樂山的函件顯示美國政府對江南案非常在意，判無期徒刑感到欣慰，被減刑則說依他們罪行沒理由被減刑，還要特赦就太超過了。
「檔案收集不完全是正常狀態，以為都掌握全部才是不正常」江南案檔案編纂未竟之功：真正導火線到底是什麼？
對於這次國史館出版3大冊《江南案史料彙編》，陳儀深說這不只交代案情本身，也包括蔣經國死了之後如何處理陳啟禮與汪希苓、特赦之爭，還包括後續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在美國控告中華民國政府、要求賠償的過程：「你用國家公權力動用黑道去美國殺美國公民跟作家，太離譜了吧？要給遺孀多少錢、犯案的人要被判刑，這些都是世間基本的事吧？這跟劉宜良有沒有『言而無信』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儘管本次檔案收錄極廣，吳俊瑩也提到，本次也有「未竟全功」之處，例如情報局針對劉宜良監控的「三義專案」相關內容找不到，還有一份情報局文件可以更直接說明劉宜良為何受難的原因，但編纂過程只見過一張簽呈，前一張紙找不到了。
這些遺憾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來看，就反映了檔案編纂過程的辛苦跟限度：「我們過去可能都以為蒐集完了，但看了才會發現不完全，而且不完全的狀態可能超過想像。」過去許多已公開的、當年許多人都看過的東西，可能到今日要收錄進書裡才會發現找不到，包括江南案裡的7張信之前明明也公開刊載過，但現在國史館要找就發現找不齊了──儘管2006年前總統陳水扁曾下令將江南案相關檔案移轉解密，但現在都2021年了。
薛化元讀完《江南案史料彙編》的小小遺憾，是有一種得不到答案的感覺，即：江南案真正的導火線是什麼？從小大家都說是因為《蔣經國傳》，但現在看來顯然不是，劉宜良都接受情報局經費修改內容了、改完以後駐外單位還發錢給他，衝突顯然不在蔣傳；從蔣經國的電報往來內容看來可能是因為劉宜良還要寫「龍雲傳」，但這又與薛化元幼時聽外省長輩說的「吳國禎傳」不太一樣，究竟真相是什麼，也許以後會看到更多也說不定。
就長年研究白色恐怖經驗來談，薛化元明白：「檔案收集不完全是正常狀態，以為都掌握全部才是不正常。」許多事件甚至不會留下檔案，只有口喻、手令，也因此口述歷史才會一做再做。
當然，就這次國史館整理的江南案檔案，薛化元仍看到突破。第一是美國施壓為何對蔣經國有效，透過檔案中美國做一堆要求跟回應過程可以了解，蔣經國理解「爭取美國支持」是整個在台灣要維繫政權、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關鍵的事，如果準備投降軍售案就不重要了，就是因為要自衛自保，才會談到軍售案。
再者，江南案對整個「蔣家天下終結」的關鍵性在過去突顯得還不夠，但這次看檔案與史料彙編，薛化元直說「我真覺得很有意思」，這部份也值得再持續關注。包括蔣經國於電報再三跟宋美齡強調江南案是「中共陰謀」、是台獨人士陳南天指使暗殺等，證據清晰卻一直強調「都別人幹的」，這部份未來也可以對照相關日記解讀，更了解這起1980年代的重大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