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美國務卿布林肯曾表示，美國將奉行以民主人權及平等為核心之外交政策，作為拜登政府落實多邊主義的重要外交手段。美國以理念結合同志，這點獲得英國的支持。英國將於2021年6月主辦G7峰會，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曾提議擴大邀請印度、南韓及澳洲與會，成為長久的「民主國家聯盟」（D10）。
然而G7內部有不同意見，例如，義大利認為澳洲的「反中」色彩濃厚，擔心澳洲加入會讓擴大的G7成為「反中集團」，恐讓中共感到遭受挑釁。此外，法國也擔心若G7成員擴大，歐洲在集團中的影響力將被稀釋。
日本更是對英國提出邀請印韓澳參加G7峰會強烈表達反對立場，聲稱「不應將G7與上述三國的關係『制度化』」。《彭博社》指出，日本反對是因日韓關係不睦，而依歐洲外交消息人士的看法，日本希望自己是亞洲唯一的G7成員國。
第四，歐洲的自主化傾向日益明顯。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國防議題上提出「歐洲戰略自治」觀念，雖不代表要與美國分道揚鑣，但認為可讓歐洲成為更可靠的夥伴，並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馬克宏認為，北約確實需要新的政治動能，闡明自身的戰略觀念，並需有更加政治的作法。馬克宏自2017年當選後，就持續推動歐盟在安全上走自己的路，不再走二戰後單靠美國軍事保護的舊途。
另一方面，歐洲也希望在美、中、俄之間維持平衡立場。「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外交關係研究主任夏皮若（Jeremy Shapiro）認為，拜登對俄羅斯的鷹派立場，再將中共一齊捲入，等於定義一場全球性的新權威主義冷戰，這讓許多歐洲領導人感到憂慮。
拜登上任後的外交重點擺在歐洲，希望穩住西方再轉進東方；但經過上述兩場多邊外交大戲後，拜登應該發現，今天的歐洲情勢已異於川普執政前。拜登把中共視為競爭對手，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共無意挑戰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因為中共深知，歐洲追求的是「自主」而非「中立」，歐洲仍屬「政治西方」，跨大西洋關係仍是無可取代的。
拜登對歐外交的成敗，關鍵繫於他能否在未來四年重建美國在歐洲盟國心中的可信任度。美國對外政策本具有跨黨派的持續性特質，但川普執政四年，已改變了這個特質。
許多盟國擔心，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的政策是否又因人而異而再次產生急遽變化？因此認為2024年後，美國才會有較為明確的長期外交路線；在此之前，歐洲不願表態與中共抗衡，而是希望與美國建立一個「談判」而非「扈從」的關係。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