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段時間，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被認為是塑造現代世界思想上最具影響力的三位十九世紀學術巨人。這三位有鬍子的先知中的兩位，現在或多或少已經從之前的聖像上倒下了。只有達爾文依然矗立，而且聲譽比以往更崇高。
達爾文的「此其時也」的想法，是他在《物種起源》（一八五九年）對於地球上生物的演化是如何發生的之描述。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在法國和英國，越來越多「自然哲學家」及早期的地質學家開始接受這樣的想法，亦即：地球上的生物在漫長的歷史中，已發生了某種演化。但是達爾文的神來之筆是，他聲稱他發現了演化過程的機制和組成原理。
他主張，微小的變化會在任何形式的生物身上發生，其中某些變化可能使其更適於生存。如果時間夠長，這些各個微小的變化最終可能會朝一個特定的方向累積，直到形成全新物種。因此，在無限延長的地質時間裡，最簡單的生命形式逐漸演變成為更複雜的生命形式，直到「生命之樹」（tree of life）製造出智人（Homo sapiens）。
達爾文的想法在他年代裡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為兩個原因。其一是他的理論看起來很簡單。另一個理由是，當科學取代宗教，成為用來解釋世界如何運作最可靠的權威時，這個理論除去了所有超自然的造物主的觀念。他用一段敘事說明演化如何透過純自然的過程而發生，以此取代造物主，這個演化過程無需任何的聖靈指引或目的。今天，達爾文大受推崇，他對演化是如何發生的描述長久以來被世界科學界接受為「共識」，因為這個理論從未被成功挑戰過。
少年時期的我，曾經就讀於舒兹伯利公學（Shrewsbury School），對地質學充滿了熱情。週日下午，我總是在什羅普郡南部的山丘上尋找化石，當時我身邊的人都認為我是怪人。但是我卻很開心，因為我發現我的所作所為與我們學校最傑出的校友「達爾文」在一百三十年前所做的幾乎一樣。當時我雖然很快讀完了《物種起源》，但由於我太忙於在當地的採石場中尋找三葉蟲化石，以至於對該書印象並不深，不過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認為他理論中的某些觀點可能並不完全令人信服。
直到一九七○年代，我才發現很有趣的是，多年來有多少傑出的科學家們對他理論提出了嚴重質疑。包括兩位與他同一時代的傑出人物，一位是哈佛大學的路易斯．阿格西斯（Louis Agassiz），他是當時最受尊敬的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達爾文曾寄一本早期版本的《物種起源》給他，以及另一位，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創辦人理查德．歐文（Richard Owen），他發明了「恐龍」這個詞。當我更仔細閱讀《物種起源》之後，令我驚訝的是，達爾文本人非常敏銳地找出了四個反對他自己理論的主要論點。他說，如果不能令人滿意地回答這些問題，他將不得不承認，整個理論必須被推翻。但是，更令人驚嘆的是，達爾文本人嘗試回答這些反對意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