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頓認為，「國家」這個概念，也就是「一群人因為文化還有共同的情感而聯繫在一起」的概念在19世紀末之前的中國是不存在的。他說：「當時的革命家和改革家想要擺脫清朝面臨的困境，也就是來自西方的攻擊，和強烈的落後感。他們在西方關於國家和民族的思想理論中找到了答案，並且認為能讓自己國家強大起來，讓人們能夠在新世界中生存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借鑑這些概念，讓它們變成「中國的」 ，不僅是在翻譯上，而且是回顧歷史並且賦予這些詞語新的意義。」
《創造「中國」》指出，以章太炎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一開始持有漢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只有漢族國家才是中國，比如他們提出著名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顯然將滿族排除在中國之外。
而立憲派的康有為則認為民族主義會導致國家分裂，力圖從文化上尋找認同的根據。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前期一度排滿，但在接觸到19世紀歐洲學者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國家學說後，他提出一種「大民族主義」或曰「國家主義」，主張聯合清朝境內各民族共同建立現代國家。
此外，梁啟超還被認為是最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之一。1905年初，他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寫到：「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
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
到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章太炎和孫中山的思想也發生了改變，接受了多民族國家的理念，選取了代表五個民族的「五色旗」為國旗，並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路線的轉變，而促使這種政治路線轉變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國內政治格局及國際政治環境。
海頓說：「這要追溯到20世紀初，那個時候整個國家分崩離析，西藏、新疆和蒙古尋求獨立，漢人之間軍閥混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創造出『國家和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他們的方法就是告訴大家外國會瓜分中國，中國人應該保持領土完整。他們通過媒體、教科書還有輿論營造出一種國家分裂、列強瓜分的焦慮感。那個時候，他們創建了對於『領土』的一種理解方式，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愛國，你就必須擔憂領土，當被外國侵占領土，你也必須切身感到羞恥感和利益受到損失。所以很早的時候，對領土的焦慮根植在民族主義者看世界的方式之中，所以現在很多人會很容易執著於一些微不足道的土地。」
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學者佘仁強（Kyle Shernuk）則告訴美國之音，成為民族國家對於晚清中國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民族國家的形式並非必然帶來有害的民族主義，但確實是因素之一，而且不僅僅是當代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面臨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