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兩個社會的優點其實也是缺點。人不僅在乎自己有多少錢，還在乎自己的財富或貧困反映出何種社會地位與尊嚴。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上層家庭，就會明白自己擁有特權只是碰巧，而非自己的成就。但你如果生在菁英社會，靠著努力與才能爬到頂層，你就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因為成功並非仰賴世襲，而是你自己掙來的。菁英社會裡的成功和貴族社會裡的特權不同。菁英社會裡的成功會給人成就感，覺得地位是自己贏來的。由此觀之，在菁英社會有錢比在貴族社會有錢好。
不過，出於同樣的道理，在菁英社會沒錢就令人抬不起頭了。你如果生在貴族社會的農奴家庭，日子會很辛苦，但不會被這樣一個想法折磨，覺得低人一等是自己的錯。揮汗工作時也不會覺得地主是因為比你有本事，比你聰明，所以才能當上地主。你會知道對方不比你更配當地主，他只是比你好運。
然而，你要是處在菁英社會的底層，就很難擺脫一個想法：你現在的處境至少有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反映出你未能展現足夠的天分與抱負，所以才沒有出人頭地。一個能讓人往上爬，也讚揚人這麼做的社會，對未能往上爬的人是沒有好臉色的。
才德至上的黑暗面
才德菁英社會（meritocracy）一詞便是出於這份擔憂而發明的。麥可．楊恩是親工黨的英國社會學家。一九五八年，他寫了一本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的書。對楊恩而言，才德菁英社會不是理想，而是反烏托邦。他寫書當時，英國的世襲階級制正在瓦解，被才德至上的教育和專業體制所取代。這是好事，因為新制度讓有天賦的藍領階級子女得以發揮才能，跳脫勞動的人生。
然而，楊恩也瞥見了才德菁英社會的黑暗面。他彷彿不是活在六十年前，而是從二○三三年回顧現在的歷史學家。面對二戰後開始在英國扎根的才德菁英社會，他以無比清晰的語言道出其背後的道德思維。楊恩並未捍衛正在消逝的世襲階級制，而是指出階級制的道德任意性與明顯不公至少有一個好處：壓抑了上層階級的自以為是，同時不讓勞動階級將自己低人一等視為個人失敗。
靠父母有錢有勢而「空降」頂層的人「無法自信滿滿地說，這份工作非我莫屬。因為他們心裡明白，自己不是公開競爭贏得那個位置的。只要他們夠誠實，就會明白自己有十幾個屬下和他們一樣好，甚至比他們更有本事」。
上層階級的人必須遲鈍到極點，才不會在有生之年的某個片刻恍然察覺，他部隊裡的士兵，家裡的管家或「打雜的」，火車上或鄉村俱樂部裡滿臉皺紋、目光銳利的謙恭服務生，這些人的頭腦、精明與智慧至少和他平分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