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則，我國預計要通過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施行法，宣示台灣成為一個現代民主法治的先進國家。要仿效一直以來拒絕簽署上開聯合國公約的新加坡，進而實施鞭刑制度，是否會是一種開文化倒車的現象？頗值深思。
其次，一旦容許鞭刑制度，絕無可能僅保留在幾種罪名上。當國家認為有需要時，隨時會外溢至其他罪名，以作為監所空間不足時，取代短期自由刑或行政拘留的工具。有一天，闖紅燈或是違規停車等也被論以鞭刑，也不要覺得奇怪。
論及鞭刑，不免要說一下中國西漢「緹縈救父」的故事。當時沿習秦朝的肉刑，緹縈的父親坐法將遭肉刑，緹縈勇敢向漢文帝說明死刑及肉刑不能讓人改過自新的道理。其後，漢文帝將類此殘酷肉刑給廢了，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證明了亂世用重典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解決問題，真的不一定要用破壞正向價值的方式。肉刑的不可回復性，會讓受刑人刻劃永久酷刑的烙印，經常會造就一種難以面對社會向善的狀態，此時轉向的變態心裡，是否會產生更多更奇怪更不易發覺的變型犯罪？這是欲引進鞕刑時該謹慎思考的。
緹縈救父，孝感國君，帝廢酷刑，萬民感恩！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民，面對鞭刑的提議，是否應該再去讀一下緹縈救父的故事呢？
＊作者為陽昇法律事務所 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