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訴訟卷內文山一分局、內湖分局、中正一分局回函、北市警局各分局編制表，當夜二線二星以上警察長官推估約200人，但不僅無法找到施暴警察，受害人更是在5年後的2019年自訴案一審言詞辯論庭才有陳述意見的機會。
法庭上，被害人陳冠宇說，當時他完全無法想像在民主台灣進行非暴力抗爭會碰到這種對待，當時他坐第1排，眼前每個警察都身穿黑色全副武裝、沒有任何警員編號，「現在就算一排在前面，我也很難指認出哪一位是真正對我們攻擊的，當時我就這樣被硬拉硬扯、甚至腳踩在你身上把你抬起來……」
而在提告前總統馬英九、前行政院長江宜樺、當年指揮官方仰寧、警政署長王卓鈞案的一審，被害人林明慧則說，「我希望這案子剛好可以是一個轉捩點，難道20年後我的女兒已經成人、已經長大了，她還要再面對跟我一樣的事、還要站在街頭去抗議這件事、又被警察毆打又受傷流血嗎？」
「三一八不只留下激昂，很多人仍面對國家追訴」
2014年的三二四行政院暴力驅離不僅徹底改變當事人的人生，當下沒有挨警棍揍、被警盾剁的年輕人們也受到極大衝擊。7周年特展「查無此人」記者會上，與會者慕宇峰說當時他讀高三參加反課綱運動，人人都說那是「小太陽花」、他也覺得三一八是場很進步的運動，但後來到台北生活他才明白，三一八不只留下激昂，還有很多被遺忘的人在激情退散後仍面對國家追訴，也有人因為參與運動而影響到家庭與工作。
與會者阿立說，當時他讀高一、一個人坐客運到台北看三一八現場，那場景對他來說非常陌生、卻同時也有一種共同抵抗的一體感，回家幾天後就發生三二四行政院暴力驅離事件──那時他一直守在電視機前、哭到不能呼吸，也實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臉書大頭貼換成全黑表達抗議：「後來《島嶼天光》不斷被傳唱、好像成為年輕人的icon，但對很多人來說，還是存在著黑暗……」
「下課參加社運，被打也不敢跟爸媽講」
當年還在讀大學、如今是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的王曦說，這事讓很多同學第一次覺得「法律是沒有用的東西」；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許文堂則言，那時很多年輕人第一次意識到「原來警察伯伯是會打人的」、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告訴學生們，「以後還會繼續打，這是一種國家暴力的工具。」
如今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副主委、律師黃昱中回憶，當年反服貿運動的律師團係由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召集的、直到4月間反核遊行民眾被水砲噴射時都還在運作，大家可能以為有律師團以後法律防禦就夠了，卻沒人想到三二四事件會有這麼多人受到嚴重暴力，不只身受重傷，甚至不到1個月就收到警察通知、要被告「侵入住居」，那時很多參與者非常害怕，律師們是跑去松山分局大禮堂一次陪偵100多人，這只是1天被傳去警局的人數而已──這些年輕人可能還是大學1年級、甚至高中生，他們下課參加社運，被打也不敢跟爸媽講，卻沒想到這麼快就被國家追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