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看過雷馬克1929年出版的《西線無戰事》，下令一定要禁掉這本書，而希特勒正是一位出生在奧地利的德國頭號愛國流氓。雷馬克在小說中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相，讓希特勒藉以吹噓的那兩枚在一次大戰得來的鐵十字勳章就像個笑話。如果德國的青年們受到這種「思想污染」，讓他們認知戰爭是如此地無理與殘酷，又怎能把他們打造成一顆顆戰爭機器的螺絲釘呢？
二次大戰各國軍人死亡人數約1800萬人，平民死亡數目與此相近。由此可知，一次大戰軍人死亡的人數雖然只有二戰的一半，但軍人死亡人數明顯超過平民（平民主要是死於西班牙流感），對參戰國的年輕役男，特別是在西線纏鬥的英國、法國及德國的傷害最為明顯。
例如，英國在一戰時死亡軍人90萬人，法國則高達130萬人，已經接近人口的5%。二戰英國軍人死傷26萬人、法國軍人死傷21萬人，都遠遠低於這個數字，實在是因為他們的適齡人口已經無法負擔沉重的戰爭。
一戰對英法兩國的青年人口造成嚴重的傷害可由以下分析得出：英國遠征軍主要是由志願軍組成，許多優秀的菁英階級投入戰爭，上戰場後的五分鐘內，就被機關槍不分良莠地一掃而空。1916年7月開始的索姆河戰役，據說夜間炮擊的火光，連海峽對岸的英國本土都看得到。英軍在發動攻擊的第一天就損失了6萬人，4個月下來，英軍傷亡人數接近50萬，法軍也有25萬。德國損失也高達53萬，半個台北市的人口、130萬人在這4個月裡就打光了。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統計，在一戰中，從軍的牛津與劍橋大學生有1/4陣亡。許多英國貴族子弟滿懷騎士精神投入戰場，戰爭的第一年中，英軍中軍官的死亡率（14.3%）遠高於普通士兵的（5.8%），而擔任軍職的英國貴族死亡率高達20%，從伊頓公學畢業的貴族軍人，死亡率更高達45%。
撰寫《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一書的文化史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曾感歎：一戰毀滅了無數年輕天才，「西方的精神其實一直沒有從那場浩劫中恢復過來。」
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書中也寫道：
「英國的社會精英實際上失去了一整個世代…
然而任何紀念的符號與象徵所能提供的，不過也只是個人痛苦情緒的聚焦處而已；凡爾登的「刺刀戰壕」（Trench of Bayonets ）是如此，凱特．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令人痛苦的「喪子雙親」（The Grieving Parents）的雕塑作品是如此，提普伐（Thiepval）7萬3367個名字是如此（按：這個紀念碑上記載索姆河一帶失蹤的英國遠征軍軍人的姓名，如果失蹤者的遺骨發現並確認，則會給予國葬，並將名字從這塊石碑上抹平），甚至白廳大街上傳達樸素悲傷的陣亡官兵衣冠塚也不例外（按：每年皇室都會在國殤日到此獻花）。
這類紀念設施真實的目的，如果有的話，主要也是將痛苦之情傳達給那些幸而沒有遭受立即損失的人們：南非的費茲派崔克爵士（Sir Percy Fitzpatrick）提議全體英國人在每年11月11日上午11點時默哀兩分鐘，其全部的意義就在這裡。
那些失去了兒子的人的證詞－阿斯奎斯（Asquith）、 博納．勞 （Andrew Bonar Law）、羅斯伯里（The Earl of Rosebery, 5th）、吉卜林（Kipling）、哈利．勞德爾（Sir Harry Lauder）－都肯定了一個普遍的真理：沒有哪一種痛苦能跟失去一個孩子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