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哪些研究分別適合由公部門或私部門來做的辯論，最後往往會帶著大家去討論起研究工作的兩大特質。首先，是研究需要長遠眼光（尤其是說到「基礎」研究）；再來，是不少研究的投資都具有的公益性質（所以企業不容易從中獲利）。這兩項特質，正是研究應由公部門出資的理論基礎，也造就了研究領域存在市場失靈現象的經典主張（Bush 1945）。
比較不為人所知的一項事實，是出資的公部門最後往往不只是修正市場失靈，而是會多做很多事情。因為比較願意去參與「奈特式不確定性」的世界，而且也比較願意在科技發展初期就投資，所以公部門其實有能力創造出新產品與相關市場，像網際網路與奈米科技都還不是慣用語的時候，政府就已經參與且夢想這些可能性了。透過對新場域的設想與對新「任務」的設定（Foray et al. 2012），政府本身就在率領成長的過程發生，而非僅僅在當中提供誘因或穩定性。而回到東尼．賈德對於論述之戰──或說是帶風向比賽──的觀點，政府這種英勇的行為其實不太能透過「去風險」（de-risking）一詞獲得忠實的反映。國家的角色其實更像是藉勇氣與遠見去挑起風險、承擔風險──而不光是在替後來可以割稻尾的人分攤風險。如我在第一章尾討論過的，那是一幅政府在創新的動態分工中跳進顛簸的風險地域來進行投資的畫面。而為了避開第二章所介紹的那些迷思，我們有必要更清楚地把這裡所談論的風險類型標示出來，而這也就是這一章要做的事情。
生物科技：公家領頭衝，民間跟屁蟲
在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每年會收到國會透過商業、創新及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BIS）所發給的「獎助金」。醫學研究委員會是由政府提供資金，但可以獨立選擇他們要支持哪些研究。該委員會與英國的衛生部、其他研究屬性的委員會、產業界等各利害關係人間都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要對英國國內的醫療與公衛需求有所掌握，並適時做出反應。單株抗生素能在英國發展成功，靠的就是醫學研究委員會在1970年代的研究，而根據該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各種單株抗生素就占了癌症、關節炎與氣喘等重大疾病之新藥療法的3分之一。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美國的製藥業中。美國藥業的成長並不如其所宣稱的扎根於商業金融上（如創投的投資），而是崛起於政府投資與支出的推動與引導之下（Mazzucato and Dosi 2006）。事實上，創投與大藥廠對於生技產業的濃厚興趣，本來就充滿了矛盾，畢竟生技本質上就是充滿風險且回收極為耗時的行業（Pisano 2006）。根據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與歐納．圖倫（Öner Tulum）（Lazonick and Tulum; 2011）所說，這個矛盾的問題有雙重答案：首先，早期進場的股東可以透過投機性的股票市場與願意參與IPO的股市投資人，而獲得輕鬆獲利了結的出場機會；第二，政府大力支持與參與，在過去幾十年間發揮了讓生技產業蓬勃發展的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