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轉型正義政治在台灣如火如荼，通常討論的場域僅限於國民黨統治期間，在台灣的種種壓制，尤其是在李登輝掌權之前的兩蔣統治時代。對轉型正義採取質疑者則認為，兩蔣統治有其歷史背景，對台灣的安全與發展貢獻俱在，不宜以當代的自由民主標準，以今非古。
轉型者與歷史相對論者各執一詞，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彼此之間其實有共享的脈絡，那就是以美國國家安全論述為中心，其專擅在台灣的轉型正義進程中，定義了台灣的安全環境與衍生而來的政治正確。
通說以早年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意識形態、中國中心的文化教育政策，黨國不分的人事及財務，福利政策的獨厚軍公教，及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所構成的不正義，雖然有國民黨自己的內戰意識在主導，然而，實踐上之所以能夠虎虎生風，主要是因為國民黨依附在以美國為首的冷戰格局中。
美國領導的這個由冷戰為核心的全球安全系統，支持了在世界各地的反共政府，他們往往為了防止第五縱隊的滲透，維持了各國龐大的軍警特務系統，壓制民眾的政治參與。國民黨延續的內戰意識形態寄生於此，以至於必須臣服在冷戰體系所要求的圍堵政策下，因此矛盾地抵觸了其訴求反攻大陸的所謂國策。
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反共政權得以維繫，是在違背內戰意識的冷戰格局中，以服務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為前提，方才有可能。無論是戒嚴也好，中國歷史文化教育也好，軍公教的福利政策也好，都籠罩在一個超越中國內戰，更超越國民黨的外生的冷戰場域中，不協調地以替美國的安全架構作嫁為優先。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國家安全也在一夕之間丕變，從圍堵一變而為人權。九零年代初最流行的國際關係術語就是「後冷戰」，乃將國際關係的主體從國家轉移到包括個人，所以人權問題凸顯出來。這也說明為何在那個時間點裡，北京一再強調的是「冷戰後」，意味著應該是回到冷戰前的狀態才正常。這是北京以主權論述對抗華府人權論述的當代濫觴。
人權外交所反映的，原本是美國內部為了擺脫越戰與水門事件陰影，所醞釀而成的一股社會情緒，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真正成為外交議程，與隨之而起的自由貿易、全球化匯流，蔚然成風。其結果，各地原本的反共政權大受衝擊，與美國的關係日益動盪，因為民主化的話語霸權，挑戰在地威權政府的正當性。
美國的全球安全政策，在此動盪的世局中，指向了拒絕改革而造成人權迫害的一個個失敗國家。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因而失控，親美的與反美的敵友位置對調，以前反共或圍堵的前哨，竟成為成為後來恐怖主義的溫床。轉型正義之聲此起彼落，高潮是近十年爆發的一連串的顏色革命與茉莉花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