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轉型正義也不例外，看起來是針對國民黨的內戰體制，實際上與國民黨的內戰體制一樣，都是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及全球安全實踐中隨波逐流。不但內戰體制遭到冷戰圍堵的切割，反而鞏固了兩岸的對立，還導致當前台灣主義論述得以堅稱，兩岸的分裂在1949年就已經完成。
既然把1949年台灣當作是已經分治的國家，國民黨的名為內戰、實為冷戰的戒嚴體制，自然毫無正當性可言。這樣的論述完全符合世界各地轉型正義的邏輯，他們也都是從否定冷戰體制作為正義的起點。對美國而言，這是隨著冷戰的勝利而發展的新的國家安全議程，到了世界各地，卻完全不是如此。
對依附在冷戰下的各地反共政權而言，冷戰的結束絲毫不是勝利，因為冷戰的主角從來不是他們，所以冷戰的結束只能是對自身政權的威脅。最大的威脅就是美國的人權議程與全球化議程，導致他們反而變成了美國國家安全論述下的邪惡勢力。轉型正義的力量所執行的，就是他們過去所執行的—美國的國家安全，只不過內涵變成是推翻反共政權，建立自由主義的新政治。
這其中的重大變數是中國崛起，一時之間，不必是自由主義也可以發展成功，甚至可以推動全球化。北京奉行的是和平與發展，抵擋或化解恐怖主義的是不干涉主義，北京共識儼然出現在世人的眼前，成為流行的新路徑。相對於此，各地接二連三的顏色革命、恐怖主義的蔓延、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納粹風格，反而弄的敵友難分。
台灣的轉型正義是在純粹的後冷戰場域之中開展，看似中規中矩的取代反共政權，即使其動機既非自由民主，亦非全球化，而僅止於是從內戰束縛解放，進而回歸殖民現代性。依樣畫葫蘆發動的轉型正義，其間固然在微觀上滿足若干政客菁英的掠奪、報復慾望，宏觀上不得不仍然是執行美國的全球安全任務。
中國的崛起間接但強烈地製造了台灣轉型正義中的迷惑，台灣如同各地，轉型正義都是在全球化的大型論述場域中發生，如今美國在從全球化議程上退縮，中國則在這個議程上奮進。而台灣（與香港）的轉型正義與眾不同地是以去中國化為主旋律，因此與全球化場域中的主角換將，立即發生扞格，於是逼出了新南向政策，與轉型正義及去中國化，共同成為低階的台灣場域中不須自覺的共謀。
後冷戰以降，在美國國家安全議程轉換的場域中，孕育了各地的轉型正義，國民黨的冷戰角色也因此遭到拋棄，成為轉型正義的對象，連帶國民黨產、軍公教福利保障等首當其衝，而台灣的中國歷史文化傳承遭到池魚之殃。其間，台灣從未發展屬於自己的安全觀，因此就只能與當下的美國一樣，在陷入了敵友共生的混沌後，乾脆封鎖自己，埋頭清算，不再侈談正義。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