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會知道這些，許啓超覺得是因為父親在擔任公教人員的關係──許多事情也是父親出獄後許啓超才慢慢一點點問來的，那時雖然還沒有「白色恐怖」這樣的稱呼，他知道被抓走的很多都是公教人員，讀書人難免就是會想批評政府，不小心被知道了，就要惹禍上身。
「其實別家小孩看起來不會怕，因為大人也不會講政府怎樣，一般是公教人員、親人被帶走、對政府比較有了解的才會怕。」許啓超說。甚至如今與他同輩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麼叫「白色恐怖」，連在政府工作的朋友都不知道。
相較於家裡務農、開小吃店的同學們，許啓超倒是從小就開始聽父親說國民黨如何。父親最常唸的就是「大陸為什麼會丟」、說他痛恨蔣介石，雖然國民黨來台後確實給台灣本省人造成不少苦難、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許啓超想：「其實，最討厭國民黨的是外省人……你想也知道，大陸丟掉、沒有家了，外省人最痛恨了，而且他們最了解蔣介石、宋美齡他們在大陸幹哪些事，在大陸當過軍公教的最了解了。」
甚至許啓超連1947年二二八事件都聽過，父親雖說當時因為政府貪污腐敗、一些外省人被本省人遷怒攻擊過，但也直言：「二二八是陳儀（時任台灣省行政公署長官）造的孽。」
父親一夕被抓走 他也看見不為人知「感化教育」日常：長大回想，可能這比監獄還更折磨…
可能是因為家庭氛圍，1973年父親被抓時，許啓超坦白說他當下其實不會特別害怕。他從小知道調查局人員在學校附近、看到就會怕，會發生這種事也不意外，當下感覺是「抄家」，父親被抓、父親擔任教師被分配的學校宿舍也不能住、要馬上搬家了，那些從小耳濡目染的恐怖氛圍就是剛好成了現實。
那時的許啓超只是個小學生，叔叔會帶他去土城探視父親，但無論在土城跟父親談話、在家跟叔叔講話，都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能是害怕講了搞不好『隔牆有耳』、又被加重什麼，叔叔其實也不能講，他是國中教務主任就更不能講。」
那時許啓超要從雲林北港坐車到台北土城，想見父親一次就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一開始許啓超還覺得那環境不錯、種滿花草樹木一整排，還有一間間「教室」是讀書跟寫文章的地方，「我沒看到全部，被是帶到教室跟爸爸見面、就離開」──那時小小年紀的他還不覺得恐怖，但隨著父親出獄，他才知道在土城的人們面臨什麼。
一開始許文明就是在學校被調查局抓走，警總說他有參加讀書會、名冊有他的名字，這部份許啓超聽到的是：「我爸出來說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事，如果他學生時候真的參加過，他痛恨共產黨、至少會說是『不小心參加過』吧？」那名冊上的人認識嗎？接觸過的也就只有一個同學而已，其他根本不知道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