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復女友離家，水電工攜兩幼兒燒炭3亡」，在11月20日國際兒童人權日前，看到這則新聞，內心無比的沉重。當我們的社會福利與工作的主流與行政部門在大談「兒童權利公約」，但處於社會邊緣的家庭，因受不了情感、經濟或大人個人因素產生的種種壓力，把孩子當武器或談判籌碼，最後因為大人的自私，讓無辜的小生命來不及長大。這樣的悲劇，在實施「兒童權利公約」的台灣，頻頻發生，到底我們的兒少保護出了什麼問題?
這次的事件，主管機關不會有人被究責，因為高風險家庭及家暴都有介入，但是為什麼救不了孩子，理由很簡單，因為殘補式的兒童保護網，無法真正建構生命安全的防衛線。其實直白的講，最大主因是目前台灣兒少保護人力、安置機構和兒童寄養家庭出現數量的嚴重不足，第一線處理的社工在沒有資源可做後續支持下，因此沒有立即性危險，大部分就會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還是將孩子留在原生家庭。那怕接受安置服務，在安置期限滿後，還是要回到原生家庭。因為我們立法者總覺得家庭會改變，但是這些處於高風險或是在家暴風險的家庭，很多時候是以不變應萬變。台灣的兒保服務一直存在一個很弔詭的議題，那就是希望由親職教育課，來改變家庭對孩子態度，家庭—特別是父母，接受幾10個小時的課程就會改變嗎？因此在兒童接受安置後，必須返回原生家庭，這個服務制度設計，永遠都是社工員「心中最軟的那一塊」，因為服務終止後，個案會變得如何？不是社工可以去預設的？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我想是台灣在處理兒童權利公約前，政府和民間機構最需要去釐清的。傳統台灣社會「家長制」與父母決定一切等傳統家庭概念，讓人陷入的脈絡思維是「大人保護小孩」，產生綿密強烈的親子依附關係、而且在未成年的兒少，又有「監護人制」決定孩子的事務，在此思維中，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原則，將會在傳統家庭觀的枷鎖下，兒童的意願與意見將很難被正視在主流的價值中。
兒權公約第6條要求簽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保護弱勢兒童避免遭受生命威脅。因此，從每個小朋友出生，在食、衣、住、安全、健康等生活基本需求，就應該受到保障及滿足；政府也應該建立完善的兒童福利、醫療、衛生、勞動、司法保護等制度，提供每個孩子在良好的兒童照顧與保護措施的環境中成長。但是從年初到現在，有多少兒少的社會問題上了社會新聞版面，父母帶著子女自殺、被父母或找顧者施虐、被遺棄、小媽媽等…。
幼童及青少年悲劇，持續在社會角落上演，他們的悲慘命運多半始於原生家庭。這些被大人拋棄、傷害，甚至因此失去生命的兒童，以兒童人權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生存發展權」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維護，反倒被大人忽視、侵犯和剝奪，而受到遺棄、虐待，甚至失去了生命。這等等都顯示殘補式的社會福利，難撐起保障兒童生存發展權的大傘，也看見社會安全網的破洞。政府關心少子化議題，為了能提高生育，傷透腦筋，但卻對不適任的家庭或家長沒有策略，因此希冀立法者能為踐踏兒童生存與發展者，訂定更明確的法規與罰則，真正契合「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並且增加對兒童與少年保護的相關預算與人力配置，真正撐開與壯大兒童的保護傘。
作為一個社福工作者對於台灣願意推動「兒權公約」個人深表認同。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的一員，礙於國際現實的處境，透過立法院通過施行法，讓公約具有內國法效力的方式，來與國際公約接軌。在11月20日至24日，台灣將面臨「兒童權利公約」（CRC）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將有國際專家，檢視我國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現況。但期待的不是只有一部法，而是能落實的執行。畢竟在兒童生存與發展保護的相關議題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作者為資深兒童福利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