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看到當下整個國際大環境對香港民主化的有利因素。最大的有利因素，就是在美國帶動下，整個西方對中共的本質進行了重新認識，民主和專制的對抗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會帶來一些改變和衝擊，而這些改變和衝擊有可能孕育民主化的新契機。
再次，在北京的進攻面前，香港民主力量暫避其打擊，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也是明智選擇，沒有必要做無謂犧牲。
最後，在北京全面管治香港後，香港內部各種勢力也在分化重組，它們同北京的關系也在變化，新的矛盾和衝突會出現，香港反對派可以利用這些矛盾和衝突，擴大反共聯盟力量，待時機來臨再出擊，那時變局或許會到來。
北京試圖用經濟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
從北京的角度看，它之所以要對選舉制度進行重構，規定愛國者治港，是因為它認為在搞定了香港的政治之後，下一步要把重點放在發展經濟，解決香港民生的問題上，讓香港的全民共識不是去關注政治，關注香港的民主化，而是關注如何拼經濟。
也就是說，北京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路，仍是用經濟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在它看來，經濟依然是根本的，經濟沒有起色，政治就會出問題。而香港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生態脆弱，廣大市民尤其年輕人在中國加速崛起的十幾年中沒有享受到發展的福祉，這是香港鬧民主的根源。因此，要發展香港經濟，就要政治上安定，在搞定政治後，一心一意發展經濟，用經濟受益助推政治認同。這是北京一貫的思路。
在北京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後，未來新選舉產生的香港行政、立法因為親北京，有可能比以前有動力去推動香港艱難的社會、經濟、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再加上北京的配合，有些經濟和民生問題有望會得到部分解決。但是，香港過去經濟結構調整不了，民生問題大量積累，根本原因是和北京關系密切的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其中主要是房地產和工商金融兩個利益集團不願改變，港府也沒有意願和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在新的港府和立法會後依然會存在。
如果北京的擠壓力度過大，勢必會觸動這些利益集團，遭到它們的阻擾，如果力度過少，也就陷入過去的瓶頸。
以香港特首的選舉來說，過去香港地產商對此有很大影響，盡管香港特首選舉被稱為「小圈子「選舉，但主要地產商的地位仍舉足輕重，可直接或間接左右工商、金融和部分專業領域的選舉委員，足以成為「造王者「，這在以前很長時間都是這樣，北京要推薦人選，必定要先考慮主要地產商等「造王者「的態度。現在北京在改造後的選委會，大量加入了可由中聯辦直接控制的組別，商界對特首選舉的影響力將隨之大減。從這個角度看，北京的目的不只是防範香港的民主反對派，也是要減低對香港地產商的依賴，日後無須與香港商界結盟，也可在港為所欲為，為自己增加安全系數。因為北京知道，它不能完全駕馭香港工商金融界特別是地產商，而後者出於自己的利益需求，也在北京和香港民主派之間進行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