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曾經改變世界秩序的季辛吉所說，新冠肺炎改變的世界秩序不會再回來了，接下來要問的是，新的秩序是什麼？歐洲人很早就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世界經濟往亞洲位移的趨勢，美中貿易戰的爆發，正式揭開新時代的序幕，體制競爭的提法又出現在許多官方文件中。
比較有趣的觀點，是德國經濟學者 Clemens Fuest三年前在法蘭克福匯報首次提出，不久即以專書闡述的「第三波體制競爭」概念。第一波指的是二戰後東西陣營的對抗，一邊是民主的市場經濟體制，一邊是專制的中央統制經濟，其核心為軍事對抗，並在第三世界做經濟體制的競爭，這波競爭在俄國和東歐的共產政權倒臺後結束。第二波則是在市場經濟體制間進行的企業設址競爭，也就是在全球化的市場結構下，各自以其租稅、管制、教育乃至社會系統吸引全球游動的資金和人力落地。
在第二波體制競爭仍在進行之際，第三波的體制競爭又因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而快速成形。主要的競爭對象變成西方民主體制和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而且除了經濟外，又開始了軍事霸權的競逐。即將成為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會不會在科技乃至經濟動能和效率上超越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會不會持續增長而壓倒西方，以致於世界經貿秩序開始向中國大陸的利益傾斜？競爭態勢一旦逆轉，西方珍視的許多價值會不會成為犧牲品？
西方世界顯然都沒想到的是，當中國大陸作為第二波體制競爭中的規則遵從者而享受到最大利益後，竟沒有因浸潤於西方價值而轉變為民主體制。同樣意外的，應該是看起來落伍而不堪一擊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通過基礎建設的推動，竟能用短短30年拉近和西方國家百年的差距。但真正讓歐洲人深刻省思的，還是新冠肺炎肆虐帶給不同體制的考驗，處於最不利條件的中國大陸─首發、高人口流動率、醫療水平的落後等，卻能在最短時間控制住疫情，並重新鏈接產業保持整體經濟動能。此所以去年12月梅克爾總理在提出總預算案時做的演講中，一開始就呼籲國人看清楚，疫情已經如何改變了天下大勢。
主要經濟體成長率的急遽下滑，歐洲國家中的義大利、法國和英國已經到負10，中度衰退的美國、德國、澳洲，也是負4到負6，只有中國還有正1.9的成長。若說西方國家終究還是堅持了人權的最低保障，但封了又開、開了又封地不斷反覆，若就人權的總和來看，從最根本的生命權到最影響經濟的營業自由，好像也沒有比專制的中國大陸得到更多的保障。這不能不讓向來以人權和治理能力自豪的西方體制，停下來想一想。
從這樣波段式的思考，其實更能看到人類尋找理想體制的努力，有些東西被終局淘汰了，有些東西也讓我們看到了它的底線。新的體制競爭告訴我們，正因為互有領先，不必排斥對手之長；正因為堅持信仰，還需努力讓自己變更好。拜登百日的變革其實已經相當驚人，大政府在好些地方比桑德斯走得還遠。梅克爾也在演講中做了很強烈的道德呼籲：在這場和獨裁體制的世界性競爭中，我們要展示的不僅是經濟的優勢，還有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優勢，即使我們這樣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也必須承受許多的封鎖和管控，讓我們表現的不是被動接受，而是負責的主動加入。
從體制競爭的演變也讓我們更能看清冷戰思維的落伍，臺灣要如何自處，是按憲法精神以更好的體制來展示另一種中國的可能性?還是不斷糾結於冷戰思維，藉威權人格的重塑來空洞化民主的體制？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前司法院大法官並任副院長。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