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到20世紀以降，西方世界成為世界軍事、文化的霸權文明，對世界其他文化與文明都帶來巨大衝擊。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各地的傳統文化也開始重新恢復力量對西方文化給予反制。特別是曾經長期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的伊斯蘭文明。尤其「伊斯蘭教法」的恢復與實踐問題在各地伊斯蘭復興運動中重新被高舉與探討，也帶來許多爭議與思考。對我們台灣人而言卻頗為陌生，本文將就此議題做一些整理與反省。
一、伊斯蘭世界改革與傳統之間在歷史上的辯證關係
之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伊斯蘭常被視為保守反動，主要源自於近代伊斯蘭主義的復興。因此常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等於伊斯蘭的印象。特別近十餘年間，在各國的原教旨主義政黨、亮別、組織的積極努力下，復興伊斯蘭教法已成為一種影響廣泛的潮流，對伊斯蘭國家中的世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
學者陳偉華就注意到，作為伊斯蘭教的主要思潮，原教旨主義係一種復興伊斯蘭教並尋求建立「伊斯蘭國」（哈里發國，Caliphate）的政治主張，將伊斯蘭教義視為一種優位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切統治作為與政黨政治須遵行伊斯蘭法，力求融合為一。原旨教義者將宗教思維與一種神學的思辯性凌駕於政治行為，形成一種伊斯蘭教政治化的體現，故亦稱之為「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於是這就成了當代一般人心目中伊斯蘭形象的來源。
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追溯歷史，發現伊斯蘭在歷史上的原貌不是如此，至少並非完全只有這面。西方學者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近期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在這本《伊斯蘭啟蒙運動：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一書中他就認為啟蒙精神與伊斯蘭並非互斥的：
我們現在提到啟蒙運動時聯想到的成就，穆斯林都不是一員。伊斯坦堡沒有鐵匠發明活字印刷術，尼羅河畔沒有穆斯林版的伏爾泰抨擊神職人員。但認同啟蒙運動並非穆斯林文明的啟迪者，跟指出穆斯林未接受啟蒙運動的成果，甚或未享用它的果實，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意味穆斯林要不是先天的與世隔絕，就是更糟糕地刻意閉關自守，排斥許多人視為普世一致的價值。……本書主張伊斯蘭啟蒙運動確實在西方影響下發生的，但他找到自己的形式。
強調兩者的並存可能後，作者追溯歷史的脈絡，觀察伊斯蘭如何一步步走向保守與反動，也試圖尋找更多原本開放的伊斯蘭的可能：
外來的威脅阻滯了穆斯林的創造力。十一世紀末開始的十字軍東征被詮釋為真主不悅的象徵。十三世紀，伊斯蘭世界一端的穆斯林遭逢西班牙興起收復失地運動，另一端則遭蒙古人入侵，毫無意外，這些巨變導致懷疑、內省和贏回真主恩寵的渴望──就是這種迫在眉進，唯有倚靠確信、描除懷疑才能補救的危機意識，致使伊斯蘭的哲學思想家敗給他們基本教義的對手。「理性主義是罪魁禍首」──這是一位憤怒的蒙古難民伊本·泰米葉（Ahmad Ibn Taymyya）的主張，他成為那個時代的傑出法學家。壓制所有形式的理性，甚至做為檢視伊斯蘭教學的方式。烏里只應參照《古蘭經》、聖訓和「祖先」的聖行。他所謂的祖先不只是先知，還有先知的同伴和直接的繼承人。信徒的目標不是了解真主，而是服從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