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陪審團人選中有位潛在的陪審員於十一年前被指控家暴，但後來指控撤銷。你會讓那位陪審員參加你將要起訴的家暴案嗎？你需要更多的事實，對嗎？但你可能無法得到更多的事實，僅憑三十分鐘的接觸和幾頁制式問題的回答，很難對人進行判斷。但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中，陪審團就是這樣產生、挑選，或者如你現在所知的「篩選」而來。
但在現實生活上你不太可能奢求去「篩選」你的陪審團，你不能在感恩節「篩選」孩子、同事或你姊妹的丈夫。你很可能只能應付一個無法掌控的陪審團，但這並不表示你不能或不該用一些相同的分析工具來瞭解他們。他或她的背景是什麼？你能訴諸於普遍的公平和開放思想嗎？你能在一個更廣泛、整體性原則上達成共識，然後再開始討論細節嗎？是不是每個人都反對大規模槍擊？是不是每個人都反對拖垮家庭和耗盡積蓄的災難性醫療費用？是不是每個人都支持，如果年輕人想上大學，就該有機會上大學？是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國刑事司法制度不應該懲罰那些尚未到達法定年齡的孩子？你剛剛（慢慢地）開始對當前最動盪的議題進行一場對話或回應：槍枝管控、醫療照護、學生貸款及移民。
一開始刻意保持不挑釁的態度，並同時評估你正在溝通的對象，試圖理解他或她來自哪裡以及原因。
我在南卡州格林維爾（Greenville）有位很好的朋友，她活躍於政界，並是當地一所大學的教授。從任何客觀標準來看，她都屬於保守派，但她不會咄咄逼人，而且親切友善，大家都喜歡她，為人真誠。在我早期擔任國會議員時，我會見了地方上保守團體和茶黨（Tea Parties）的負責人。與普遍的錯誤觀念相反，我並非2010年的茶黨候選人。不過，我確實在國會休會期間舉辦了一次關於移民問題的午餐會，以便聽取他們對該問題的看法。
不同的人圍坐在桌子旁交談，他們的立場互異，有極右派人士，也有在建築和景觀領域、更傾向商會立場的小型企業主─這些分布在光譜上的不同點，都被歸類為「保守派」立場。
然後她開口了，她說她「最近改變了對移民問題的想法」。大家端坐起來，仔細聆聽。事實上，她的立場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哇！對於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老手和教授來說，這種情況很罕見。我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她是不是讀了一些論文、一些關於人口統計的重要指標，以及國家需要什麼來彌補我們需要更多工人的事實？她有沒有和我們選區的農民交談過？儘管這些農民依任何標準來看都是保守派，但要讓美國人申請並接受採收桃子、草莓和藍莓的工作卻非常困難。這是怎麼回事？她是個學者，我迫不及待想聽看看是什麼改變了她的想法……。
「我在教堂遇到一對夫婦，」她說。「他們熱愛這個國家，這裡是他們的家，雖然不合法，但我不能支持讓這個家庭流離失所的政策。」
就是這個。這位天才、聰明、保守的思想家因為一份情誼而改變了她的想法，不是因為一本書或政治綱領，也不是哪個候選人，而是因為在教堂遇到的一對夫婦。
無可否認，我們不能總是將公共政策建築在個別感情或個人經驗上，但這說明了她是如何被說服的。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在午餐會上沒有人猜到，改變她想法的竟是一對夫婦，而不是什麼論點或研究。
在某程度上，我們都是囚徒，囚禁在我們所經歷的、我們自己所瞭解的、我們自己生活中所見的事物裡面。你只能靠聆聽才能知道你的陪審團是什麼樣的人。人類既複雜又簡單。但我們的目標是打動這些人，與他們溝通，希望最終說服他們，而且我們並不像在法庭上那樣可以奢求在現實生活上「篩選」陪審團。我們應該接受人類經歷的複雜性和簡單性，最好的辦法是傾聽並試圖理解別人想法怎麼來的。
＊作者特雷‧高迪是美國前聯邦和州檢察官，在刑事司法體系擁有將近二十年的親身經驗，曾任任四屆國會議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好問：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堡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