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你對於你的陪審團瞭解有多少？你對於組成你陪審團的那些人瞭解多少？
你們大多數人可能永遠都不會站在十二位公民面前，試圖在刑事或民事案件中說服他們，但你們的餘生都將被各式各樣的陪審團所包圍。他們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橋牌或撲克牌夥伴，可能是你在教會、猶太教堂或其它任何禮拜場合的朋友。他們也可能是你的股東，可能是你的商業夥伴、你的顧客，或是那些想在不久後成為你顧客的人。對你來說，陪審團可能是你試圖跟他溝通或改變他立場的任何人。
你不會出現在法庭上，並不代表你無法從法庭發生的事情和我們信任這個程序的理由中，學到一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想想看，從嬰兒在分娩過程中死亡的醫療糾紛案件，到嫌犯面臨死刑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殺人案件，我們都相信陪審團的裁決程序。在商業糾紛、合夥解散、誹謗案件、汽車失事、保險理賠中，我們都信任這個我們稱之為陪審團的機制。因此，瞭解陪審團制度如何運作，以及我們嘗試自行辯護時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是值得的。
可能你已經收到或將收到一封郵寄的陪審團傳票。
你在法院現身，法官開始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來確認你是否有資格擔任陪審員。你的教育程度如何？你會讀和寫嗎？你有沒有因刑事判決而喪失資格？你是否認識你可能被要求服務的訴訟或案件的律師、證人或當事人？你對於案件瞭解嗎？這些就是我在前一章中討論過的「事實」。即使你聽說過一些「事實」，你能不能從這些事實得出結論？即使你已經從這些事實得出結論，你能不能拋開先前的結論，保持開放的心態？哇！很困難，對吧？把你相信的、你認為的、或你感覺是真相的部分擱置一旁，只關注那個特定審判中呈現的事實和證據。這就等同於教科書上對開放思想的定義，不是嗎？重新開始，重頭開始，既往不咎並回到中立狀態，你有辦法做到嗎？你有理智的判斷能力來區分你認為你知道的事物和已經證實的結論嗎？
這很困難，對吧？儘管我一生都對人性抱著犬儒主義的態度，但在至關重要的過程中，我國人民表現出客觀公正的能力仍讓我不斷感到驚訝。如果你過去是家暴受害者，你能在家暴案件中做到公平公正嗎？如果你因為嬰兒床的設計或構造問題失去一個孩子，那麼多年後在與另一名孩童有關的產品責任案件中，你能公正不阿嗎？你是否總是相信某些證人或是從不相信某些證人？你偏向執法方還是反對執法方？你能不能將先入為主的觀念放在一旁，單獨考慮證人席提供的內容？
我國制度要求我們找到十二名能夠洗刷罪名、尊重被告方的無罪推定，而且要公平公正。但外界對陪審團遴選有一種誤解，現實情況是，在法庭案件中你不是「挑選」（pick）陪審團，而是「篩選」（unpick）陪審團。名字被傳喚上來，每一方都有特定刪除或排除的人數。你不能只根據種族、性別或年齡來進行刪除，除了某些受法律保障的類別之外，你還得評估你的國民，確定他們是否能成為優秀的、公正的陪審員。你不是在挑選你最想要的人來擔任陪審員，而是把那些你不想要的人排除在外。
假設陪審團人選中有位潛在的陪審員於十一年前被指控家暴，但後來指控撤銷。你會讓那位陪審員參加你將要起訴的家暴案嗎？你需要更多的事實，對嗎？但你可能無法得到更多的事實，僅憑三十分鐘的接觸和幾頁制式問題的回答，很難對人進行判斷。但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中，陪審團就是這樣產生、挑選，或者如你現在所知的「篩選」而來。
但在現實生活上你不太可能奢求去「篩選」你的陪審團，你不能在感恩節「篩選」孩子、同事或你姊妹的丈夫。你很可能只能應付一個無法掌控的陪審團，但這並不表示你不能或不該用一些相同的分析工具來瞭解他們。他或她的背景是什麼？你能訴諸於普遍的公平和開放思想嗎？你能在一個更廣泛、整體性原則上達成共識，然後再開始討論細節嗎？是不是每個人都反對大規模槍擊？是不是每個人都反對拖垮家庭和耗盡積蓄的災難性醫療費用？是不是每個人都支持，如果年輕人想上大學，就該有機會上大學？是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國刑事司法制度不應該懲罰那些尚未到達法定年齡的孩子？你剛剛（慢慢地）開始對當前最動盪的議題進行一場對話或回應：槍枝管控、醫療照護、學生貸款及移民。
一開始刻意保持不挑釁的態度，並同時評估你正在溝通的對象，試圖理解他或她來自哪裡以及原因。
我在南卡州格林維爾（Greenville）有位很好的朋友，她活躍於政界，並是當地一所大學的教授。從任何客觀標準來看，她都屬於保守派，但她不會咄咄逼人，而且親切友善，大家都喜歡她，為人真誠。在我早期擔任國會議員時，我會見了地方上保守團體和茶黨（Tea Parties）的負責人。與普遍的錯誤觀念相反，我並非2010年的茶黨候選人。不過，我確實在國會休會期間舉辦了一次關於移民問題的午餐會，以便聽取他們對該問題的看法。
不同的人圍坐在桌子旁交談，他們的立場互異，有極右派人士，也有在建築和景觀領域、更傾向商會立場的小型企業主─這些分布在光譜上的不同點，都被歸類為「保守派」立場。
然後她開口了，她說她「最近改變了對移民問題的想法」。大家端坐起來，仔細聆聽。事實上，她的立場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哇！對於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老手和教授來說，這種情況很罕見。我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她是不是讀了一些論文、一些關於人口統計的重要指標，以及國家需要什麼來彌補我們需要更多工人的事實？她有沒有和我們選區的農民交談過？儘管這些農民依任何標準來看都是保守派，但要讓美國人申請並接受採收桃子、草莓和藍莓的工作卻非常困難。這是怎麼回事？她是個學者，我迫不及待想聽看看是什麼改變了她的想法……。
「我在教堂遇到一對夫婦，」她說。「他們熱愛這個國家，這裡是他們的家，雖然不合法，但我不能支持讓這個家庭流離失所的政策。」
就是這個。這位天才、聰明、保守的思想家因為一份情誼而改變了她的想法，不是因為一本書或政治綱領，也不是哪個候選人，而是因為在教堂遇到的一對夫婦。
無可否認，我們不能總是將公共政策建築在個別感情或個人經驗上，但這說明了她是如何被說服的。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在午餐會上沒有人猜到，改變她想法的竟是一對夫婦，而不是什麼論點或研究。
在某程度上，我們都是囚徒，囚禁在我們所經歷的、我們自己所瞭解的、我們自己生活中所見的事物裡面。你只能靠聆聽才能知道你的陪審團是什麼樣的人。人類既複雜又簡單。但我們的目標是打動這些人，與他們溝通，希望最終說服他們，而且我們並不像在法庭上那樣可以奢求在現實生活上「篩選」陪審團。我們應該接受人類經歷的複雜性和簡單性，最好的辦法是傾聽並試圖理解別人想法怎麼來的。
＊作者特雷‧高迪是美國前聯邦和州檢察官，在刑事司法體系擁有將近二十年的親身經驗，曾任任四屆國會議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好問：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堡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