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花時間認識他們，他們卻花那麼多時間，不斷地來認識我們。」
筆者就讀政大，舟車勞頓跑去清大旁聽人社班的課，恰好那堂老師邀請蕭伶伃博士發表有關轉型正義的演講，題目是「Rethinking the idea of Reconciliation」。
和解如何成為可能？要怎麼達成和解？和解的最終面貌是什麼？
蕭博士提到了政治受難者不是只有單一形象，也不會僅限於冤錯假案的框架，有些時候「雙重身分的困境」，更是必須去梳理的歷史面貌，她展示了一張相片，午後陽光徐徐地照耀著一個光頭老人，看不清楚側身背光的輪廓，他正在仔細端詳一份塵封多年的文件，那是他黃埔軍校時期老戰友的名冊。
老人是吳宗霖，台灣人本地人，一個黃埔軍校畢業後在軍法處負責情治工作，後因素樸的正義感，冒險成為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下線，密謀刺蔣卻早一步成為第一批到綠島的受難者。因著身分的尷尬，讓他在左右統獨混居的政治監獄裡，反而無人聞問無人信任。
一個人同時肩負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形象，故事簡單提到這裡即可，但我們已然可以感受到轉型正義的艱難，要怎麼抽絲剝繭地釐清一個人所處在的位置？要怎樣去認定一個人所該負的責任？都需要極大的心力，更加周延審慎的功夫。
《促轉條例》三讀一過，媒體為了點閱率炒作以「中正」為路名、校名、硬幣人像的相關議題，甚至開始清點現有的必須修改的「中正」符碼的數量，意圖以數量的多與寡，作為衡量是否該轉型正義的指標，針對各自的閱聽群眾護盤與操弄輿論。
正如同一路參與促轉條例立法的「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黃丞儀老師，在立法通過後所說的「最重要的時刻，更需要冷靜」，我們不能就此陷入媒體框限的泥淖。也不能忘記轉型正義的根本目的是「和解」，許許多多前輩一生懸念於此，為的是讓自己、是難友、是整個台灣能不能達成一次和解的契機，和解的意義在於讓過去、現在與未來斷裂的時代記憶重整與縫合，這個過程需要凝聚極高的共識，讓台灣重新一次設定關乎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準則，過去的傷疤縱使不可能船過水無痕地過去，但過去的錯誤絕不容重蹈覆轍。
一則新聞促使筆者停下條例通過後激動的情緒，思考著所謂「和解的圖像」是什麼？這則新聞是：蔣萬安對於促轉條例的第六條「平復司法不公」投下贊成票，唯一一次支持民進黨團提案，還在受訪時表示「此案朝野版本精神相近，只有社會和諧，台灣才能往前邁進」，筆者始終對於蔣萬安承繼蔣氏父蔭當選立委毫無好感，看到這則新聞的第一直覺是「好呀，媒體果然都在捧他，是不是要『養套殺』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