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全世界第一枚衛星─史普尼克1號（Sputnik 1），正式拉開比賽的序幕，2歲多的我躬逢其盛。1961年4月，我快6歲時，蘇聯的太空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成為上了地球軌道的第一人，這是一項非凡的成就，但身為美國人的我們完全沒有心情慶祝。
在冷戰（Cold War）高峰期，美蘇雙方的緊張一觸即發，在關係最好的時候，蘇聯在太空競賽中的勝利重挫了美國的銳氣；在兩國情勢最糟的時候，就變成了貨真價實的威脅。
甘迺迪總統深信美國無法承受對蘇聯讓步的代價，因此，在加加林登上太空六個月之後，他參加了國會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進行了一場在他總統任期內規模最大的推銷演說。「現在時機正好……我們這個國家該明確挑起領導責任，在太空探險中創下一番成就，從許多方面來說，這當中握有決定我們在地球上未來命運的關鍵。」說完之後，他說出他的具體目標：
我相信，這個國家應自我承諾……要把人送上月球，然後安全返回地球。在這段期間內，這是人類最壯麗的太空專案，也是最重要的長距離太空探險專案，難度最高、成本也最高。這件事的重點不僅是一個人要上月球而已；如果我們好好想一想，這關乎的是整個國家。我們每個人都要努力，合力把此人送上去。
當時很多人認為甘迺迪提出的願景是妄想，他們質疑：「我們能憑著現有的科技與知識登陸月球嗎？更別說還要讓太空人安全返回地球了。」艾森豪說甘迺迪的聲明是「說大話」，認為他「想要衝上月球的雄心壯志」根本是「瘋狂兼噱頭」。NASA的首任署長凱斯．格倫南（T. Keith Glennan）也不表贊同，他說總統的計畫是「一步很糟糕的行動」。
隨著計畫進行，大眾的懷疑和批評聲浪從沒停過。從1961年6月到1967年7月，民調機構一直在問人民：「你支持還是反對美國政府花錢送太空人登陸月球？」贊成的人不到一半，然而，直到我10歲時的某個月出現了例外，此時大多數人的意見曾短暫轉向支持登月壯舉。
謝天謝地，甘迺迪明白每一位願景導向型的領導者都懂的事：如果願景夠動人，大家就會拿出最好的想法並付出最大的心力去實現，哪怕有什麼障礙或反對意見。甘迺迪呼籲：「每一位科學家、每一位工程師、每一位檢修人員，每一位技師、包商和公務人員都要（許下）承諾，讓這個國家以完全的自由全速向前衝，衝向讓人熱血沸騰的太空探險。」就算有些唱反調的人，但人民仍然挺身而出，將總統的願景化為現實。
有一份報告指稱「NASA員工的日常職責與終極目的之間有著緊密連結」，一名守衛說的話可以作為明證：「我的工作不是拖地板，而是幫忙把人送上月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