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起當時狀況，翁麗淑說可以明顯感覺到有老師開始「緊張」了，但她仍把握機會向孩子解釋何謂「轉型正義」：「因為我們的轉型正義還沒走完，所以我們還在用他命名的路、進他的公園、用他的硬幣，所以二二八紀念公園旁邊就有一個他的銅像，這樣矛盾的事情就在我們周遭赤裸裸地發生著。」
「小孩的眼睛很雪亮，他已經不同於我們這一輩了，但很弔詭的是我們這一輩還在教他們，腦袋裡的警總還在、無法呼吸到自由空氣的靈魂還在，老師還在恐懼，但只要你去點一下，他們就會有感了。」翁麗淑說，孩子並不是無法理解轉型正義，只是需要「點一下」。
翁麗淑又舉例，曾有學生因為「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標語問她「為什麼我們還是中國人」，她因此發起全校自治討論，當時還有一位老師站起來大喊：「我就是中國人，怎樣？」老師的保守態度，在校園依然普遍存在。
「我們很常害怕去吵架，但忘了再怎麼吵，都比打架、打仗好」
談起轉型正義的另一個困難，翁麗淑認為還有個問題是人們無法切身感受政治受難者的痛苦。翁麗淑常帶孩子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園區內保留拘留室、會客室、工廠等完整當年政治受難者生活空間，但這些模型若沒有經過解釋，就會變得像蝴蝶標本，「好像隔著玻璃窗在看一些漂亮的翅膀，我們看不到活起來的樣子，感受不到他的痛苦。」
「我們在看這些故事的時候，常把他當英雄式的故事在看，但英雄式的故事其實離我們很遠，看完就沒了，你看到要有感他才可能會成功。」翁麗淑強調，重要的是培養人們對歷史的敏感度、意識到威權話語或制度的痕跡。
而對於轉型正義，同樣出席座談的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共同發起人藍士博表示：「每討論轉型正義，就有人問你中正路改名多少錢、中正紀念堂改名要多少錢，但轉型正義不是『價格』而是『價值』的問題，也不是『答案』，而是『思考』。」
「我們很常害怕去吵架，但忘了再怎麼吵，都比打架、打仗好。」藍士博說，雖然後現代史學認為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人人觀點不一，但他認為歷史追求仍要有一個「價值性」、「轉型正義讓我們追求人一個『善』的可能性」。
對於《促轉條例》，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期望政府能還原歷史：「要把政府做過壓迫人的事情清清楚楚列出來，是好是壞讓別人去判斷……我們不能告訴人家它是壞人好人，但就是把歷史事實列出來。」
對於轉型正義，今日座談上受難者、教師、研究者皆發表不少看法，他們的共同希望，便是台灣人好好面對過去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