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2 月 3 日，民進黨林淑芬立委大快人心地痛陳過勞死的荒謬之處：「勞工上班是要謀生，不是找死。」
英雄所見略同。這一句話，早在 1995 年筆者申請神戶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的研究計畫書裡，筆者也用同一句話指陳出「過勞死之員工責任說」的不合理性，並直指問題核心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設計不當！此份研究計畫書，開啟了我全額獎學金贊助下，留學日本六年研究管理學並取得管理學博士的命運之門。
誘發筆者研究動機的社會議題即是「過勞死」，筆者的指導教授指示筆者從具體政策著手去了解「過勞死」的整體面貌，最終筆者的博士論文即是「縮短工時之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變革的台日比較」。
當下台灣產業界發生的諸多紛擾，筆者幾乎在 2001 年負笈回台時， 即已預見：
「台灣企業由於勞資關係的發展不成熟，將因企業不願實施《維持員工工作動機（保持總薪酬不變，將縮短工時前的加班費計入本薪計 算）》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而使得所謂的《生產力上升》策略也無從下手。整個縮短工時政策流於形式，紙上談兵，不言可喻。
台灣的「資方隱形，勞方無力，政府主打」的勞資關係，是企業端落實「縮短工時政策」失敗的原因。在學術界，勞資關係是由「勞方、資方、政府」的三者所構成，其中三者都有自己所設定的平衡目標； 然而，台灣民間，卻總是一廂情願的，期待政府像包青天一樣主持為勞方正義，認為勞動部應該站在偏袒勞方立場提出勞基法草案，卻無視同為內閣部會的經濟部必然以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與過時的官僚本位主義提出偏袒資方立場的勞基法草案，在舊有的政黨政治的金主主義下的內閣與國會當然會提高了出現背離勞工期待的勞基法修正案的政治風險。
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勞工不想為勞動事務操心」的國民心態，希望「政府全部包辦勞資立場的對立衝突的不適感與成本」，一個希望「萬能政府」可以自動調節勞資爭議與壓力，讓「天下太平」、讓「全民一起安心拼經濟」的期待。
至於勞資間立場的基本衝突，亦即「勞工的薪資是企業的利潤減項」這一件事實，勞工並不想面對。或許，是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在「萬惡的共產黨」的刻板印象中成長，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深知「勞動者團結聯盟（工會）」的力量，因此刻意在國民教育中將「工會隱形 化」，勞動經濟學當中的經典鉅著「資本論」一直到 1990 年代都還是高中（筆者就讀北一女）的校慶書展禁書。工會，在當代台灣人的心靈深處，一直是一種「叛亂組織、擾亂社會秩序的組織」。國民政府依靠「民生主義」來說服教育民眾，發展「訓政時期，工會缺席」的經濟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