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載引述陸委會去年委託金門大學研究案「中共推動金馬小四通相關措施對台灣之影響及因應建議」，表示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小四通」恐讓金馬文化上「克里米亞化」。近日更因為金門「超時中」部署，設置快篩站，遭中央指揮中心撤銷公告等事宜，引發部分媒體報導，指出在金門等離島爭自主管控權時，須關注金門等地恐會有「克里米亞化」的情形發生之虞。對此說法，吾人是存疑的。
不諱言，金門自「小三通」開放以來，即成為金門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疫情停航前1年，透過小三通往返的旅客人數更突破196萬人次大關，顯見「小三通」已然成為促進兩岸人民交流往來的重要渠道，金廈一日生活圈儼然成形。然而，這樣即斷論金門在文化上「克里米亞化」？恐過於簡述金廈間深厚的「文化」鏈結。
兩岸自1949年起隔海分治後，就因政治上的不一致，在意識形態上有著極大的分歧，隨之而來的是，生活習性、社會制度等各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報告中，也指出金馬地區在地緣上較接近中國大陸，但長久以來皆是在中華民國自由民主體制下生活（指戰地政務解除後），所以政治上並不會產生「克里米亞化」。
至於在文化上，何以金門會被誤解有「克里米亞化」之虞。
吾人認為主要是，金廈兩門自古即是兄弟島，更有所謂「八緣之親」，包括史緣久、地緣近、血緣親、語緣通、文緣深、神緣合、俗緣同、商緣廣等。分述來看，歷史上金門、廈門同屬同安縣，在明鄭時期，金廈同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民國初年，金門曾隸屬思明縣（現廈門市）；在地緣上，金門地處福建省東南方之廈門灣，與廈門島比鄰；在血緣上，唐德宗年間，跟隨陳淵遷徙蒞金，已有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12姓後，陸續有多種姓氏人民移入。之後隨著明鄭與清軍大舉入台墾殖與奠基，金門百姓也相繼隨軍遷移台澎各地定居。
就語言而言，廈門和金門使用相同口音的「閩南語」，有別於受過日本影響的「台語」。文化上，金廈以「閩南」文化為基底，輻射兩岸以及南洋，即星馬和婆羅洲等地，尤其廈門因文革致使部分閩南文化資產毀損，例如用來「鎮風止煞，祈祥求福」的風獅爺、石敢當等，使金門成為閩南文化資產的重鎮。再者，早在兩岸隔絕分治以前，金門、同安、廈門、泉州、漳州即曾為同一生活圈，交通或商務往來關係十分密切，久而久之相互影響彼此間的生活習俗，例如廣受觀光客熟知的「中秋節博餅」，更在金廈等地廣為流傳。此外，金門先民們，更早自19世紀中葉，先是過海至當時為五口通商港之一的廈門，再輾轉到南洋謀生。
是故，若從以上種種，來看待金廈間的「文化」鏈結，便不會發生誤解金門在文化上「克里米亞化」的情形。何況金廈小三通，以及「兩岸通水」等相關政策的施行，始終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且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才有進一步深化及廣化。因此，吾人認為無論金廈「小四通」是否成真，都不至於影響金門現今的自由民主體制，更遑論被「克里米亞化」。
＊作者為金門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