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就是在那血與火的61小時一江山戰役中，最終在孤島上力盡被俘的守軍，後半生活的卑賤如豬狗一般的，副指揮官王輔弼以下四百多人，也從未像王生明那樣被台灣社會記得。戰後幾十年他們的存在長期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否認，只因為他們不能見容於全體守軍皆玉碎的彌天巨謊，這難道不是與白色恐怖同樣卑劣可惡的國家暴力？這也是為了保衛台澎金馬免於赤化所做出的偉大犧牲，他們委屈的靈魂難道不值得被這個殿堂所收納？
在這個遠遠容納不下千萬人生命記憶，充滿喧囂聲的短淺台灣社會，如何紀念並重現與回顧那個無數台灣人複雜心情與生命記憶，確實沒有一個比中正紀念堂更合適的場所。在這裡當代的人們所要理解與認識的，並不是當時的執政者與執政集團有多可惡，而是只要原汁原味地呈現，洗鍊出動員戡亂時期下的簡單與複雜的故事，全都還給他們本來最純真的面貌即可。因此文物與知識收藏務必要全面，但是價值取向的觀念判斷則避免說教，應盡量留給參訪閱聽者自己做出結論。簡言之，這所博物館應該是一個教育人的機構，而不是審判人的法庭。
在轉型正義的路途上更要不斷求問的更應該是，這場為時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是怎麼來的？在當時可以避免嗎？當時執政者的做法合於比例原則嗎？這都是在轉型以後的新博物館應該要促使閱聽者發想的。在整個地緣政治的理解上有充分的認識，才有可能繼續討論蔣介石與國民黨應負的責任。
在戰後地緣政治與權力競逐的大洗牌當中，處於冷戰對峙前沿的台灣人民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雖然準戰時體制的噩夢難免。但在世界性冷戰架構初期在我們的北方爆發了韓戰，在冷戰體系即將緩和時，我們的南方又爆發了越戰。在東亞地圖上從南韓釜山到南越西貢（今胡志明市）畫一個弧，那麼台灣很明顯的就在劫難逃地落於這條弧上，這就是當年革命與反共兩方，陸權與海權爭霸而爆發激烈鬥爭的最大推進線。身處於這必爭之地，戰爭沒有發生在我們的本土，以至於也未出現千萬倍於王生明與黃溫恭的孤兒寡母，相較於兩韓與越南在同時期數百萬人的死事，已經是台灣人民的幸運。
而動員戡亂時期所發生的往事也未必全都是令人悲哀與憤怒的，土地改革、地方自治與九年國教，使得耕者有其田，還可以選自己頭上的父母官，而且充分獲得經營自己人生所需要的知識。這都是台灣四百年來的大事，因此引來無數的悲歡離合，不也應該要被如實記錄嗎？至於十大建設、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的歷程，發展型國家的利弊究竟如何，仍待新時代台灣人不斷的追尋與扣問。但那些究也是改變台灣人民對人的作用與價值的認識，難以估計其作用的劃時代新事件，也都應該被銘記。
現在還不是那麼急著武斷地對蔣家統治做出價值取向評價定論的最佳時機，讓我們先充分吸收認識動員戡亂時期留下的知識系統與歷史教訓，等迷霧散盡再來決定前進的方向吧！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