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思想史家面臨的問題，不在於拿某一種思想的「本質」同這種思想在社會運動上的實際「存在」相比較。問題倒是，原來的思想是怎樣地、是由於什麼情況，成了那麼多相互敵對的不同力量的會合點；換句話說，這種思想本身有什麼模稜兩可的地方和彼此矛盾的傾向，結果造成了它過去的那種發展？有一個大家知道的事實，在文化史上還沒有例外的記載，就是一切重要思想隨著自己的影響不斷擴大，總難免發生分裂和分化。所以，要問在現代世界上究竟誰是「真」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只有你認定正宗著作是可靠的真理來源，誰解釋正宗著作解釋得對，誰一定是掌握著真理，只有你不越出這個思想觀點的圈子，才會發生上面那樣的問題。其實，我們沒有理由不承認，各派運動和思想無論彼此多麼對立，同樣有資格打馬克思的旗號—本書沒有講的一些極端情況不算。同樣，要追問「誰是真正的亞里斯多德派，是阿威羅伊、是托馬斯‧阿奎那、還是龐蓬納齊？」，或者問「誰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喀爾文、是埃拉斯摩、是貝拉民、還是羅耀拉？」，也問不出個名堂。後一個問題對基督教信徒來說也許有一種什麼意義，可是跟思想史毫不相干。不過，歷史學家可能關心考究，到底是原始基督教裡的什麼成分，使得像喀爾文、埃拉斯摩、貝拉民和羅耀拉那樣不同類型的人能引據同一種原始資料。換句話說，歷史學家認真對待人的思想，不認為思想完全服從客觀事件，不具有自身的生命活力（因為假如那樣，研究它就沒有什麼意義了），但是歷史學家卻不信思想代代相傳而意義會沒有多少改變。
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正當的研究項目，但是根據這種關係並不能判定哪些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研究思想史的人，即便是站在意識型態以外，也不等於是站在我們生活周圍的文化以外。相反的，講思想的歷史，尤其是講一向影響最大的思想的歷史，多少可說是練習做文化上的自我批評。
這本書裡，我打算根據一種觀點研究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和托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對於納粹主義及其同德國文化的關係所採取的觀點相似。托馬斯‧曼有理由說納粹主義和德國文化沒有瓜葛，或者說它是對德國文化粗暴的否定和惡意歪曲。不過，事實上他沒有這樣講，而是追問希特勒運動和納粹思想這一類現象怎麼會發生在德國，能發生在德國，是由於德國文化中的什麼成分？他斷言，每一個德國人從納粹主義的獸行中會認出甚至從德國民族文化最高尚的代表人物身上（這是要害）也能看出的文化真面貌的變形，叫他不寒而慄。曼不願意照平常做法，忽略納粹主義的身世問題不談，也不願主張納粹主義沒有正當資格承受一部分德國文化遺產。他反倒坦率地批評那種文化，而他自己正是那種文化的一部分，一個創造性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