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九月十一日，余光中在中國《羊城日報》發表〈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辯解〈狼來了〉一文發自愛國心。他自稱：「〈狼來了〉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文中，他也否認稱陳映真左傾那封長信是寄給王昇的。
到底該怎麼看待余光中這些爭議？
師大台語系教授林芳玫回憶說，二○○七年陳芳明在政大台文所替余光中辦祝壽研討會。她主持的那場正好談一九七○年代，當時余光中就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但論文發表人並未提到余光中當年的爭議。「我覺得余光中如果有風度，應該自己提一提。他毋需道歉，不同位置有不同想法。他身為當事人，得要有個說法。他自己提，對聲望只有加分沒有減分；他不談，大家就只能這樣定位他。」
回到當時政治脈絡看「狼來了」
對於余光中的告密行為，林芳玫則認為：「『狼來了』這三個字被過度誇大、簡化。鄉土文學論戰有更大的脈絡。」她說：「台灣政治環境變化太快，在每一個特定的環境之下，當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跟利益發言，事後看來，我也都可以瞭解接受。」
鄉土文學論戰涉及多方立場，並隨著政黨輪替的時代演變，不同世代的思想觀念都已經改變，對他的評價也不同。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曾寫過〈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他說，余光中扣陳映真紅帽子這件事，要回歸到鄉土文學論戰時的整體歷史圖像。「在黨國霸權底下，各式各樣的反抗聲音都被消音……在這種氛圍下，余光中挑起『抓頭論』當然太過分，但其實當時帽子是連環扣的，陳映真也指摘葉石濤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在時間點上，比〈狼來了〉那篇還早一個月。」
吳介民說：「〈狼來了〉這種指控性的文本，是披著文學論爭外衣的政治檢肅。在當時，這種檢肅包括私下寫信告發他人，是白色恐怖統治下的人性扭曲。一旦民主化，這種人的名聲當然就一敗塗地了。」
曾謳歌蔣介石與周美菁
香港詩人洛謀則認為在鄉土文學論爭中，〈狼來了〉一文所代表的位置是「指控他人把文學政治化，幾乎無一不也政治化」的代表，「他鼓動黨國力量去打擊不同的文學路線，我很難相信他沒有預計有機會造成的後果。」
林芳玫做出了結論：「一個叫做文學家余光中，一個叫自我形象塑造的余光中吧。」
余光中過世後，社群媒體上出現多種聲音。新北市議員參選人王奕凱因為用嚴厲言詞批評余光中，被台灣與中國民眾痛批不尊重死者。而文壇無論老、青世代，紀念者有之，委婉批評的也不少。到底如何評判余光中本人的整體價值才公允？
林芳玫認為：「他的文學表現是豐富的，但他自願讓別人把他的文學表現，簡化成教科書上那個樣子，就顯現了落差。把所有面向合起來看，才能給他正確的評價。」
吳介民則說：「余光中的殞落，是否只是轉型正義在文學界公共領域被實踐的結果？或者這位御用文人的詩作，本身就是禁不起時間的考驗？這值得三思。」蔣介石死後，余光中曾以詩謳歌他；二○一一年也曾發表〈某夫人畫像〉，稱頌馬英九夫人周美青。
文學與政治，兩個余光中
年輕作家伊格言則說，余光中可分為「政治的余光中」與「文學的余光中」。在文學上，他「幾乎是已被正典化的大詩人，我個人以為，余光中的詩藝是被過譽了。」他說：「純就文學論文學，余老前輩的詩……其劣者，因重複太過而失之淺薄、無聊、單調（如〈天問〉）。相較之下，他散文耐讀許多。」
綜合各方觀點，作家李敖對余光中的批評也許是允當的說法。他曾在《李敖大全集》中評論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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