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爾共識」企圖挽救自由國際秩序
較少媒體如金融時報注意到，此次G7峰會公報在全球治理理念上，出現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新觀點。正逢30年前提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概念的英國學者、世界銀行專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於4月15日病逝，有論者認為，英國保守黨政府協助組織各國幕僚，在G7峰會前準備的備忘錄用了「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為標題，即是企圖重整幾乎是聲名狼籍、對挽救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幾無助益的「華盛頓共識」。後者是描述蘇聯瓦解後，華府向各國提倡、推廣全球化與市場化改革、商品與資本自由流動、金融開放、政府去管制化等政策的整套理念，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改革。約在華盛頓共識提出15年左右，又有高盛公司的專家拉莫（Joshua C.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大意是強調各國可自主適用包括威權體制在內的不同的發展道路，反對通用普適的改革。
雖然「北京共識」似乎受到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但並未對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自由國際秩序構成重大挑戰。畢竟「北京共識」並非一個邏輯一貫、成體系的經濟學與政治學觀點，採行者也未在自由國際秩序的機制（如布林頓森林體系建立的主要機構）外，另建新的對抗性制度。即便是中國帶頭建立的「亞投行」（AIIB），也大量引用歐洲與印度的高管和制度，差別只在資方的組成，與國家的角色。
華盛頓共識的問題，其實是它的自由競爭與去管制化政策，在西方世界內部造成的社會分裂。它也無法為最近20年陸續爆發的全球性危機如金融海嘯、氣候暖化與疫情，提供對策。於是G7的幕僚們如然要走出川普主義的陰影，擺脫各國民粹派抗拒多邊合作的糾纏，勢必要為西方繼續領導世界，提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觀念。醞釀中的「康沃爾共識」於是改而提倡「包容」（inclusion，取代優勝劣敗）、「韌性」（resilience，取代效率至上）、「公私伙伴」（partnership，取代政企分離）與「外部性」（externalities，取代對定量模型的偏執）。當然，所有這些對華盛頓共識的「改進」，都帶著對抗「中國因素」的誘因。如果沒有中國競爭造成的緊迫壓力，西方集團反省華盛頓共識，不會有急迫性。
美中寒戰使全球性新共識難以成形
如前分析，華盛頓共識在各國出問題，早於中國出現超英趕美的趨勢。如今G7要修正它，一個主要的動力卻是來自美國制衡中國的需求。要支援大國對抗，又要解決全球集體行動與合作的問題，其實是先天而致命的缺失。何況如今美中對抗的某些方面比冷戰危險，其非熱戰而似寒戰，特徵有三。其一在美中實力不對稱與「東升西降」變化預期不確定，這加深了美國與西方焦慮感。美、蘇當年競爭總體實力概等，中國在2000年以前GDP還排在世界第8。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不多久，中國除核武庫外，各指標竟奔至第二。北京自認照規則玩，但美國認為「一帶一路」和華為加入5G世界盃，就是顛覆現狀的證明；而且「百年馬拉松」，爭霸蓄謀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