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除凸顯執政黨只靠意識形態治國、管理無能外，更暴露出台灣在國際間被孤立的現實困境。美國姍姍來遲的少量疫苗只占其九牛一毛，距離島民基本需求的相差甚遠，杯水車薪，「美國爸爸」還是未能完全依靠。而那個「祖國」仍陷於政治紛爭，上海復星BNT因「中國因素」而障礙重重，中共下的任何品牌疫苗無論「贈」與「售」皆渡不過海峽。結果，台灣這防疫模範生南柯一夢，只剩下護國神山台積電的交換價值。
這次危機，縱觀所有的環境和條件證明，現代中國緊握著可干預或控制台灣生存的一切資源，任憑軍事、經濟到藥品，那怕是人類生命的原始需求，既殘酷又骨感。中華民國昔日統治者告誡我們「漢賊不兩立」，與敵合作便是「賣台」、「台奸」，千古罪人，但隨著兩岸國力消長，與中共的較量從「不對等的戰爭」到懸殊的「不可能的戰爭」。台灣既沒實力仿效美蘇冷戰，又阻於同文同種的牽絆，走不到麥卡錫主義的同仇敵愾社會，情感敵友難分。
唯不變的事實，一九四九年後對岸「中國」絕對是我國敵人，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對中華民國，或中國相對台灣，在中共大一統終極目標下，我們的自由民主都會灰飛煙滅。但無奈，台灣難以自保，盟友又利益掛帥、左右逢源，故此我們除歷史的對立思維外，也許「與敵合作」的曲線救國模式，能借敵資以茁壯自己，苟存偏安。
Collaboration，一般中文翻譯為「通敵合作」，本文以「與敵合作」為語意解釋，表示非占領地的負面立場。此名詞始於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菲力浦‧貝當(Philippe Petain) 在與希特勒於蒙圖瓦(Montoire)火車站會談之後六天，法國電台宣佈「兩國之間已經在構想合作」，儘管其合作性質為「權宜、將就、委屈」等糾纏不清的妥協態度，圖的是本身國家政權的生存。而在中國文化裡，「與敵合作」則被認為是道德瑕疵、背叛的罪行，但這都是統治者訂下的標準及教化宣導，真相往往並非如此。例如，近代中國最大的敵人便是中日戰爭的侵略者日本，其在中國境內扶植了幾個傀儡政權，其中以「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最為著名，與代表正統的國民黨重慶政權分庭抗禮，蔣中正和汪精衛就形同「戰」與「和」的極端化身。但凡事皆二元對立這麼簡單絕對嗎？蔣氏真堅決主戰而無考慮談和嗎？「和」究竟是最終目的還只是「誘和」策略？歷史是勝利者敘述的，或許隱瞞了真相，欺騙了後人，如一九三三年，由蔣政權任命從事《塘沽協定》秘密交涉的黃郛便憤慨：「希望今後彼此真實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蔣中正)，誤國者為為兄(黃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