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和是中日戰爭極重要的民意及理性選擇，客觀上中國沒有戰勝日本的條件和能力，遂汪氏主張議和，中日合作，避免「亡國」悲劇，但結果換得「漢奸」罵名，而蔣氏則塑造堅毅抗戰形象，揚言：「以後凡有主張與敵從速接洽言和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可是，在歷史表象背後，蔣政府卻默許日方透過德國大使陶德曼與孔祥熙秘密協商和議、張季鸞與姜豪的和談活動、與汪政府周佛海維持聯絡接觸、最後甚至利用繆斌終戰前的「和平奔走」以要脅美國爭取更多武器和資金援助。
相較國府的雙面手法，另一廂的中共更不遑多讓，情報負責人潘漢年私通汪、日兩方，聯合「七十六號」特務部門，提供國軍機密情報，爭取共軍與日軍停戰，並設法干擾日本與重慶間之和談，使日蔣長期戰爭，有利壯大共軍力量。而攻擊方日本，則「戰」、「和」併用，從廣田三原則、近衛聲明……到敗戰前的小磯和議，均善用「以和迫降」，削弱對方政治實力或減低自身消耗以獲最大利益。以上蔣、汪、共、日四方，於彼此敵對關係中仍採「和」為計策，吸收能量、換取時間，延續政權生存達至戰略目的。
中華民國情況是如此，那台灣「與敵合作」的身段便顯得更柔軟了。敵人同樣是日本。一八九五年，清國甲午戰敗，割台求和，在面對被祖國拋棄的命運，「同島一命」的台灣人自組「台灣民主國」保衛家園，時「聯甲局」正管帶彰化耆老吳德功參與抗日，兵敗在野，總督府成立後以官職利誘，吳氏乃出任參事、教職、評議委員，並參與日方籠絡台文人之「揚文會」，獲頒紳章，晚年更毫不避諱以身為日本國民為榮。如是，在大時局動盪變遷中，存活壓抑了認同，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不諳日語的辜顯榮因領日軍進台北城而受器重，更成為首位日本貴族院議員的台灣人，共存共榮。
異族殖民統治雖然帶有差別性、剝削性，但其現代化進步發展，逐漸改變島民從對抗到合作的思想、立場，曾任台中葫蘆墩庄長、保正二十餘年的張麗俊，便比較日本在台的積極建設，和昔清國「化外之地」的經營，他在參觀桃園大圳時感嘆：「兩岸及圳底用英灰造就，其隧道內之堅固不言可知矣。有此巧妙之位置，又有此巧妙之人工，若清政府永為凶蕃埋伏之所，安得桃園地方旱乾之畑而變成水田三千餘甲也。」台南文人、醫師兼地方政治人士吳新榮更呼籲「人人都順時勢」來作處世宗旨，因為「這是時勢，這是潮流」，要為當局所用、發揮所長、貢獻地方，方為有意義的生活。另一廂，家族世代保存漢文化、大半生文化抗日的地方領袖林獻堂，也未推行獨立運動，不革命而行改革，只爭取自治請願努力十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