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不特證明是創作新文學的利器，更是傳播新思想的有力媒介，給老大的中國帶來文化新氣象。白話文運動屬新文化運動一層，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卻不時出現和其所宣傳的理念相牴觸的現象。例如，胡適信奉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反對教條，認為真理「不過是人造的假設」，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於提倡白話文，胡適表示，態度「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的態度則不然，他認為「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新青年》創刊號上，陳獨秀就宣揚民主、科學的觀念，如今態度全然矛盾。民主的前提是「講道理」，願意傾聽少數的聲音，如少數說得有理，則願意被說服而改變自己原想法。科學的前提是「重證據」，證據須經得起檢驗。陳獨秀沒搞清楚，他和胡適提倡白話文固然方向正確，但主要基於信念。至於他們信以為真的那些理由，不無可議之處。如胡適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隨即更急進表示，文言文「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對於胡適的見解，熟悉胡適的唐德剛就說，這是胡適沒有完全「證實」的「假設」。
胡適的「假設」對不對呢？他自己給了答案。1918年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白話文學，「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若文言已死，如何補助白話文呢？胡適晚年，在一次談話時說：「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裡讀通的。」他告訴人，「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如文言已死，怎麼幫白話文寫通呢？把未經證實的想法當信念，再將信念作事實，不只陳胡二人而已，而是那個時代不少人的通病。致病因由，唐德剛說：「大家都歡喜思而不學地作大假設，下大結論。事實上那時我國的『現代學術』尚未萌芽……還不足以支持那樣大的結論。」可他們不自知，據想當然行事，有的結果不幸事與願違。
如馬建忠，他寫成中國首部系統文法書《馬氏文通》，目的就為提高語文學習效果。他說：「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他自信不疑，以為提供一條捷徑。一百年過去，中國的語文教育水準卻無提升，還赫然發現，文法對母語學習沒什麼大用處，連學習古文都一樣。讀古文的問題，語言學家王力說：「主要是詞彙的問題，語法的關係不大，因為語法富於穩定性，古今語法的差別是不大的。」《馬氏文通》的功用，恰如孫中山所說：「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