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文白之爭又起，熱鬧過後，問題依舊。文白之爭，彼此意見迥異，看似爭鋒相對，實則兩方各為爭持而引喤，自唱抒懷，並無交鋒。既乏互相詰問駁難，自無「真理愈辯愈明」。從而擬由雙方歧議中，折中出精華，好理曉文言和白話的錯綜關係，進而融會貫通國語文學習之道，戛戛乎而莫得焉。更糟的是，雙方所展現的論述姿態，均難脫「不講理」嫌疑。
文白之爭，一世紀以來，從未消停。有道是：「語言的問題從來不曾是單純的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文化的問題茲事體大，而且牽涉個人對於文化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取捨，易鬧意氣。回顧一世紀以來的相關爭論，便時見意氣之爭，竟而演變成無謂之爭。感嘆萬端，是歷史不能給人教訓，還是有人不願受教訓？文白爭論諸般現象，值得了解；其中的教訓意義，應當謹記。
西元1917年元月，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登出26歲青年胡適寫的〈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標題「溫和而謙虛」，實則意在張揚文學革命旗幟，強調「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接著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公然宣示「高張『文學革命』大旗」，聲援胡適。也正式發動中國現代史上，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
白話文推廣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如胡適說的，「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文成為全國通用書面語。而原先盤根錯結，根深葉茂的文言文，兩千多年來，一直是最主要的文化傳承媒材。如今面對白話文的挑戰，竟似摧枯拉朽般，毫無招架之力。當時一心捍衛古文的林紓，只能不甘心說：「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
早有人提倡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1898年《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就呼籲「崇白話而廢文言」。他說：「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見解相若者，不乏其人。用言論提倡白話文外，有人辦起白話報刊。自1897年至五四前夕，中國各地刊行過的白話報刊，多達一百七十餘種，猗歟盛哉！
白話報刊紛起，卻未能使白話文推行開來。原因多樣，本文無法細究，僅就語文層面相關的一點來說。那些白話報刊，許多其實是方言報，流行範圍受侷限。使用方言能達到言文合一效果，看似方便，卻未能顧及書面語有規範口語的作用。加上近代新文明不斷有新概念生成，衍生新詞語，書面語應具備什麼條件方能順應時代之變，時人缺乏了解。
白話文運動以古白話為基礎，融匯文言、口語、方言中有生命的語言。既能靈活書寫表達意思，又具開放性，能吸納層出不窮的新詞語。同時間還有國語運動在進行，其旨在規範及確立國民共同標準語。兩運動相配合，相輔相成。胡適就鼓吹「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強調「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至今仍有許多人不明白，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還以為文白之間，說切割就切割。或者以本土立場，刻意抬舉方言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