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闖關香港失敗，他透露香港入境處一名官員說「我們個人立場非常支持你，但有職責在身」。他否認當年六四逃亡是從蘭州坐空軍飛機逃到珠海。
中國最著名的通緝犯之一吾爾開希，決定投案自首。他用了大約十天時間來籌備，計劃周詳，提前三天（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在網上購買了在香港中轉的機票，早早寫好千餘字的聲明，登機前拍照並連同聲明一同發布。
這個天安門六四事件中在通緝令上排名第二的學生領袖，已經流亡了近二十五年。與許多民運人士不同，他從未經歷過真正意義的囚犯生活，當年，他幸運地躲過子彈、警犬與關卡，抵達國境之外。最近十五年，他在台灣生活。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個與六四事件毫無聯繫也找不到特殊意義的時間節點，他開始了新的行動。目標是，監獄。
事實上，從二零零九年起，他已經開始向中國政府投案。澳門、東京、華盛頓，在三座不同的城市，他做過同樣的嘗試。過程略有不同，但結果是一致的，他被澳門政府扣押一日之後遣返台灣，駐日本和美國的大使館則不得其門而入。
六四事件仍然是當今中國的政治禁忌，避而不談是官方當下最好的選擇。吾爾開希成了一枚滾燙的山芋，沒有人願意接手。「不可能成功的」。在這次行動之前，他的陪同律師何俊仁即告訴他。但他還是決定了第四次投案，「我希望以後不再是有什?時間節點，而是該做時候就去做」。
他的計劃是，混進入境方向的人流，在入境閘口宣布自己的通緝犯身份，要求香港政府協助引渡。他的預案中沒有料到的是，飛機一落地，入境處的官員已經等在了機艙口。
並不意外，與前三次結果一樣，投案以失敗告終。五個小時後，他被香港入境處遞解出境。用吾爾開希的話來說，整個過程甚至可以用「愉快」來形容。訊問的辦公室溫度太低，官員調高了空調溫度，中午還給他送來盒飯。等待期間，媒體的電話湧入，入境處官員們眼睜睜地看著他用手機接受採訪，「他們意識到好像不對，但似乎並沒有法律允許他們掐斷我和外界的聯繫」。離開時，一位官員陪他走到返回台灣的飛機艙口，告訴他：「我們個人的立場非常支持你，但我們有職責在身。」
「香港入境處不幸變成了我的對手。」三天後，身在台北的吾爾開希在電話中對亞洲週刊回憶，在入境處時他並未試圖拍照、錄音，以挑戰對方權威，「我沒有把他們列入我的敵對方，我抗議的是達成遞解出境決定的決策層」。
在那架駛回台灣的飛機上，沒有憤怒，沒有憂傷，吾爾開希只感到深深的疲倦。有人認出了他，深沉地點頭致意。隨後，他的回程之旅陷入到一場平靜的睡眠之中。「這些年，我們學會了讓強烈的情感在心裏面，不會影響我們的情緒。面對對手，情緒是否平靜，是能不能佔上風、掌握狀況的一個關鍵點。」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