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資不振，私人機構不願跟進
其次，公共財政支出對於利率並不敏感，但近年公共投資如〔圖2〕所示，卻是呈現不增反減的遲滯趨勢，這或許仍與揮之不去的債務危機陰霾有關。
許多人仍會受到公部門支出排擠私人投資這種傳統看法的影響，於是這個在低利率下提振需求最有效的方法並未獲得重視。但事實是在經濟衰退時，若政府投資不振，私人部門也不會願意跟進。
第三，對各成員國的財政約束自屬合理，但過去歐洲央行的資產購買努力，證明疫情使債務不斷升高，但各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與歐元區無風險利率的價差卻不斷收斂。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展現出穩定總需求、市場信心與通膨預期的強大力量。
道德風險問題應由其他機構監管
基於這樣的形勢，施納貝爾做出一個簡要的結論：貨幣政策以實現私部門與公部門支出的持續增長為目標。央行因應危機或經濟發展釋出流動性，可能引發外界對於資金獲得者效率方面的質疑（簡稱道德風險問題），應由其他機構來負責監督管理，不應成為一個央行無所作為的藉口。但貨幣政策工具與效果有其極限，財政政策必須在低利率時期，對經濟衰退做出更積極的反應。
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主流經濟理論便已批評歐盟建構單一貨幣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沒有堅實基礎：它之所以堅持各國政府赤字與國債占GDP比重，分別不得高於3%與60%，主要理由可能在於公平性而非經濟效率，也就是所有加入貨幣同盟者不論先後，都必須適用同樣的標準門檻。
然而事實是，自歐元區成立以來，幾乎沒有一國能夠滿足前述條件，反而成為拘泥於條文規範的緊箍咒，不斷要求各國進行財政緊縮，朝此一僵固而無經濟意義的指標趨近，無視十餘年前美國（2018年）金融海嘯引發資金撤出潮，希臘等加入歐元區並放棄貨幣主權的國家首當其衝，債務高漲且經濟衰退。
兼以歐盟特殊的禁止各成員國相互救援條款（No Bail-Out Clause），更使情況雪上加霜，一個歐盟內部事務（例如希臘債務多為歐元計價，債主近90%為歐盟成員或其他國際組織），擴大成為國際金融衝擊事件。
結構性制度設計是否完備成關鍵
根據經濟整合理論，若貨幣同盟一時無法建構單一財政整合機制，就應讓成員國財政政策保持一定彈性，有效因應個別的突發經濟衝擊。如果經濟增長衰退，那麼債務比重反而應該適度提升。
政府債務比重從來不是一個衡量債務危機的良好指標：許多國家可能因稅制問題，在該比重極低時就發生倒帳，反之也可能該比重極高卻安然無恙，重點仍在於結構性制度的設計是否完備。但若無視於市場效率，前述僅著眼於公平性的財政標準不但難以被遵循，反而對歐盟信譽與市場預期造成嚴重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