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大部份國家受僱報酬比例下降時，台灣下降9百分點左右是高於其它國家；以絕對數字而言，台灣的43%也是偏低；相較之下，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平均仍在60%以上，美國、日本也在50%以上；較悲慘的是韓國只比台灣略高1-2個百分點而已。
蔡英文在就職演講時，承諾要幫年輕人加薪，惟1年多來成效不彰，2016年實質經常性薪資成長率零、去年預估應是在1%左右的成長，但還是不如17年前的實質薪資；年底記者會中，小英總統再提出解決低薪問題政策，其中包括「基本工資調整不會停止」，不過，從過去的數據來看，基本工資調高對解決低薪問題幫助極微─過去十多年，基本工資持續上調，但台灣低薪問題依然如故。
真正要解決低薪困境、拉高薪資的唯一正途，其實還是增加民間投資、創造更多就機會；千禧年前、台灣尚未陷入低薪困境時，薪資的成長就是靠良好的經濟表現、較高的投資拉動，在那個薪資調升「正常化」的年代，基本工資增長有限、甚至低於整體薪資成長。
因此，蔡政府要挽救低薪，就該多努力在增加民間投資上；特別是相較過往，曾經「拉住」台灣薪資往上揚最重要的力量：中國的薪資水準，沿海或一線城市的許多專業、中高階工作，薪資水準己超越台灣。只要蔡政府改善投資環境、多吸引一些民間投資，薪資水準較過去更有機會往上調。要藉基本工資上調改善低薪問題，希望小而效果低，不必寄望過高。
至於一邊幫大股東大減股利所得稅，一邊感嘆「受僱者報酬下降但企業利潤增加」的偽善，就免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