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文蔚專文:邁向惡托邦的制憲與科研─《變法》作為改革的預言

2021-07-18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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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革命》一書中分析,美國獨立制憲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累積了自治的經驗,公民能夠從受到壓迫的處境中解放,也能有意識地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才終於得到政治自由。(資料照,美聯社)

《論革命》一書中分析,美國獨立制憲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累積了自治的經驗,公民能夠從受到壓迫的處境中解放,也能有意識地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才終於得到政治自由。(資料照,美聯社)

上官鼎在科幻小說《阿飄》中,以塞美奇晶國來的司馬永漢之眼,見證台灣、中國大陸以及美國多方角力下,島國的軍購陷入荒謬處境,民主政治也在政府失靈、黑金政治以及媒體商業化的夾擊下,日益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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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永漢來地球其實負擔有取經的重責大任,因為塞美奇晶國雖有超高的科技,人文與法政哲學遠遠落後地球,迄今依舊採用前一次星際旅行者所攜回的漢代帝制,而當司馬永漢把憲法、民主選舉與直接民主等地球的政治實踐經驗,以及臺灣充滿負能量的立法院長,一併穿越時空,成為亟於脫胎換骨,制憲改革的老邁帝國的助力?還是阻力?就成為《變法》一書的最大懸念。

在台灣「時髦」的社會價值中,改革、民主與反專制體制,向來都是獲得大眾肯認的終極價值,因此塞美奇晶國願意從傳統封建體制轉型爲憲政民主體制,制定新憲法來總結君王勵精圖治的成果,建立全新的國家制度,自然是走向烏托邦與理想國度的過程。上官鼎在《變法》一書中拋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一個國家制憲與建立新體制的行動,民主轉型一定保證繁榮、強盛與安全的政體?

事實上,橫諸中外歷史,變法、制憲和革命未必成功,國家陷入動盪的慘痛經驗者,不在少數。上官鼎的新小說回應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一書中的分析,美國獨立制憲的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累積了自治的經驗,公民能夠從受到壓迫的處境中解放(the liberation of oppression),也能有意識地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終於得到了政治自由,反之,法國大革命從皇權走出,人民的生計在社會動盪中未獲得抒解,貧苦與動盪反覆煎熬,終究讓民主與自由的理念無法伸張。塞美奇晶國雖有明君聖主札赫,有思慮周延的文官系統,由丞相金博統領,有戰鬥經驗豐富的太尉尤古,統領一斑驍勇善戰的武將,加上一批嚮往民主的謀士,由上至下,推動新憲法,所面對極大的挑戰無非:民眾缺乏自治的思維,擺不平暗潮洶湧的權力鬥爭,更忽略環伺境外的獨立新興民族國家「皮幽國」,因此為這一場民主大戲,埋下了諸多反動的力量。

《變法》不僅是一則科幻奇譚(Science Fantasy),和華文科幻小說素來有的政論傳統,上官鼎緩緩在塞美奇晶國朝堂的論辯中,鋪陳他對民主的理想,也檢視變革帶來的隱憂,更毫不保留暴露台灣民粹政治與操縱選舉的手法,讓「宇宙喬王」台灣的前立法院長廖淳仁運籌帷幄,讓「黑天鵝效應」撲向歡喜迎接民主進步體制的新國家。誠如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一書的描述,當代民主政治打打鬧鬧,骯髒下流,成為常態:「理性派或許會夢想著烏托邦國家,在那裡,政策是由公正的專業小組制定。然而,在現實世界裡,各方為了獲得選票和金錢而相互競爭,這樣的政治流程似乎沒有別的方案可以替代。在政治的競技場上,騙術權謀和煽動群眾的言行時有所聞,政客玩弄事實,運用內在的新聞祕書,盡可能表現出好的一面,同時盡可能把對手貶成傻瓜,說對手會帶領國家走向滅亡。」於是在塞美奇晶國朝野以文明的態度迎向法治國家時,卻不料因為移植了台灣經驗,一步到位,政治局勢陷入兩極化的鬥爭,終究落到了內憂外患,朝政癱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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