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你變得玩世不恭，你沒有太多的否認，因為你已經把這樣的生活態度人生態度看成合理，只不過有時在夢醒時分，你無法想像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竟只有一步之差。過去的你是憤世嫉俗理想主義者，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你是如何變得像今天這個模樣呢？你非常清楚，玩世不恭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當年那些在街頭上，在太陽花上跟你一塊起義的人，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像得了瘟疫一樣，大家都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
會不會過去大家的憤世嫉俗，是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說是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這樣，才使大家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也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
現在，戰場消失了，大家都解甲歸田，沒有仗可以打的時代，只有放棄理想放棄追求。大家不知不覺地，就成為犬儒主義的鄉愿。「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才變成犬儒的，正如美國知名記者西德尼·J·哈里斯（Sydney J. Harris）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名嘴刻薄朋比獨佔麥可風
哲學家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原名馮鍾璞）在她2019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東藏記》裡，以它特有的方式，描寫了對日抗戰時位於昆明西南聯大一群知識分子的言行。
歷史學家余華說，在她眼中，西南聯大是抗戰的第二戰場，教授和學生都是戰場上的戰士，他們有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在奮力保存、傳播和發揚著文化和學術的命脈。他們堅信，只要這一命脈不斷，中華民族就不會消亡。這種信念支撐著他們在警報聲中探尋真理、研究學問、關心時務、追求民主。
余華指出，《東藏記》中涉及的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他們幾乎都是當時名滿天下的學術大師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員，因此作者對他們有著若干近距離的觀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種「高山仰止」。
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人物，是小說中有一對以錢鍾書和楊絳為原型塑造的留洋歸來年輕教授夫婦，名為尤甲仁、姚秋爾。他們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謠生事著稱。這讓我們想起台灣電視裡的名嘴，也都以刻薄朋比，他們的學問（包括記憶力），當然跟錢楊夫婦無法相比，他們的刻薄格調雖低，但因為獨占麥可風，只好同一件事一講再講，也就令人印象深刻。
說好話和說壞話，都必須用髒話來說
反對的聲音非得以高出八度的音高，甚至非得像潑婦罵街或癡漢醉語式的出現，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你已經惱火了。馬屁的頌歌怎麼偽裝都掩不住臭氣和穢聲，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沒有左派與右派；沒有綠色與藍色，因為大家都掉進了糞坑，說好話和說壞話，都必須用髒話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