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疫情已發生但東奧還未決定延期時，潘文忠在立法院答詢時還肯定地說：「台灣選手參加東奧一定是高規格防疫」，「選手與教練都會坐商務艙，這已經規畫好了。」不過一年多後，教育部卻說因為防疫需求，所以讓選手坐經濟艙。
教育部說，座位安排是經由防疫會議決定，由於經濟艙座位多、選手採梅花座、間距較大較安全。張少熙解釋說，包機是避免代表團和一般民眾接觸，因商務艙只有36席，經濟艙277個座位，在防疫考量下才做此安排；教育部強調，在賽前會議也說過，並請教練要轉告選手。
如果因為防疫需求，專業醫生建議選手在經濟艙採梅花座，這種權宜方式並無太大爭議。雖然許多運動員多人高馬大，擠在經濟艙不好受，但這不像五年前飛巴西，從台北到東京才兩個多小時，加上梅花座，雖然前後座距離還是侷促，至少左右不會擠在一團。若真的是防疫醫生基於專業做出這種權宜建議，應該是多數人可接受的，
但這個經濟艙梅花座的決定和潘文忠去年在立法院做出「高規格防疫+商務艙」的保證不符（當時蘇揆也在立法院現場），也有違蔡英文五年前的保證。若體育署決定改變，教育部會不知道嗎？潘文忠當然知道這和自己以及總統之前的承諾不符，他不會向蘇揆報告？他不會安排一個下台階、想一套合理說法讓大老闆和自己可以說服民眾、國會議員還有最重要的當事人選手們？由於體育署已從行政院的一級部會降為教育部所轄單位，總統、閣揆不會直接管它的具體決策，應該是教育部長負起承上啟下責任。如今出了這個紕漏也顯示蘇內閣團隊螺絲鬆動了。
「長官優先文化」讓民眾憤慨
機位件事會引起這麼差的社會觀感，最重要的原因是坐頭等艙的除了教練、醫生，都是奧會、教育部官員或行政人員。早期球隊、演藝團體出國，也都是帶隊的大官坐頭等艙、住豪華房，而真正賣力「為國爭光」的球員、表演者都像跟班一樣委曲地擠在一起。商務艙／經濟艙的對比，代表的就是不重專業只看官位、尊榮優渥留給長官享用的「長官優先文化」，這重官僚文化最容易激起民眾憤慨。蘇貞昌在臉書致歉時也特別指出：「奧運的主角是選手，不是陪同的官員。待奧運結束後，我也會請教育部提出檢討報告，追究該追究的責任。」
包機從台北松山機場出發也反應出「長官優先文化」。所有選手都在左營國家訓練中心集訓，既然是包機，為何不從高雄小港機場出發以更方便選手、教練？卻要他們先搭高鐵北上再到松山機場換乘飛機？ 張少熙的回覆是：松山機場飛羽田機場比較近。事實上小港和松山飛羽田的時間差不到半小時，但高鐵左營到台北就得一個半小時。從松山出發恐怕也是為了方便長官們送機與登機吧？
自始就沒安排選手坐商務艙？
此外，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的發言人錢震宇拿出中華奧會於2019年底的東奧往返運輸招標文件為證，指控運輸招標時，從頭到尾都沒有讓代表團選手搭乘商務艙的計畫。
其實這份《我國參加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暨賽中考察團往返運輸服務企劃書》早已在中華奧會官網、國訓中心官網上公布。資料上的確寫著代表團以 144 ± 10% 人數計算；預估商務艙旅客 11 位、其餘暫為經濟艙，但其中也規定可以加購、變更艙等。這個招文件是在疫情爆發前，也還未決定採包機時做的，而當年林鴻道都自己出錢幫代表團機位升等、小英也掛保證以後搭商務艙，中華奧會有需要刻意安排經濟艙嗎？這個文件是否真的代表至始沒準備讓選手搭商務艙？這些疑問，中華奧會、體育署和教育部還得解釋清楚。
東京奧運會已因新冠疫情而多災多難，台灣代表團又因染上「機瘟」才踏上征途就紛擾不斷。一方面祈願這些風波不要影響到選手的心情與表現，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清楚向人民交待，蔡英文口中那些「不夠細心和貼心」的錯誤到底是怎麼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