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來真是好笑，在廁所的時候我們反而最能做自己、最無拘無束、最像一個人……有些話嘛，就一個情緒，忍不住在廁所裡寫下來……」
廁所小便斗寫個「解放臺」就演變成群體叛亂案、思念家鄉的廣東老兵撿一張〈在家鄉過幸福生活〉的傳單成為階下囚──至今仍有人會以為白色恐怖是本省與外省之爭，但以現有檔案來看外省政治受難者比例超過4成、外省人在台灣人口比例卻僅有15%以下，其受害比例相當驚人。7月23日，國家人權博物館全面更新之常設主題展，便道出了各種「蔣介石不敢說的老兵命運」。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強調，國家暴力對人民侵犯是「族群盲目」的，不分統獨、不分本省外省、不分漢人與原住民，展覽用意，是要將過往很多「缺席的他者」呈現出來，讓更多人理解高壓統治下的人民處境。
唯一感到自由只在廁所裡 「反攻大陸」成口號、底層陸軍無處安身
據展覽資料指出，1949年國民黨政府於中國戰敗、撤退台灣，跟隨撤退的軍民並非都受到妥善照顧，為避免軍隊叛逃，政府在部隊佈建大量負責監控的政戰人員，也因應軍種有不同作法──技術性高的空軍享優渥待遇、家人也被接到台灣適當安置，海軍則加強派系整肅、送至「海軍先鋒營」再教育，隨1950年韓戰爆發、國際出現「台灣海峽中立化」局勢、陸戰消失，陸軍則成了三軍裡頭最底層的一群。
陸戰消失使陸軍重要性大為降低，當「反攻大陸」淪為口號，士兵既不能回家、也因《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規定不能結婚成家，百般憤慨下難免在廁所寫下宣洩情緒的文字，卻也成了政戰人員追究、作為「叛亂」依據的罪證。
「這些是個人行為，但在高壓統治下，會受到非常嚴厲的處罰。」國家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專案助理何友倫於導覽提到，底層陸軍士不能結婚、這在早期台灣電影皆有紀錄，這些外省人老兵雖有性生活需求卻無法被滿足、生活又壓抑，因此會在廁所這樣最隱私的空間「打手槍」、或在牆上寫些宣洩文字，也演變成所謂的「陸軍廁所案」。
在張景海等叛亂案，1925年出生於中國河南、陸軍第27師81團42砲連准尉副排長郭振邦，34歲那年就因這「廁所案」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6條、《刑法》59條起訴，1958年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特展中，也在一處模擬陸軍廁所、牆面寫著「解放臺」的展區記下郭振邦心聲，他唯一感到自由、覺得活著像個人的空間，竟就只在廁所裡──
「為什麼是這個廁所咧？講白了，你拉屎，在你們誰會盯你啊？政治戰士再厲害，也不會看你拉屎。甚至講白一點，我們來台灣單身嘛、沒對象嘛，如果有需要的時候要打手槍打飛機啊，也是在廁所裡面。
想起來真是好笑，在廁所的時候我們反而最能做自己，最無拘無束，最像一個人……有些話嘛，就一個情緒，忍不住在廁所裡寫下來……」
與中國斷鏈飢寒交迫、馬祖漁民冒險去福州買米 竟遭控「通匪」與「洩漏軍情」
他們奉獻年少青春予國家、國家卻報以最惡劣的處境，這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退役之「療養分隊」裡。出生雲南的張永熙曾任空軍飛機修理總廠中士二級機械士、因健康狀況提早遭解編成為榮民進入「療養分隊」，那裡待遇實在太差了，所以他在房間寫滿了這樣的話：「我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十分險惡，我們作了國家的工具，而沒有做到人民的武力，我們的生活水準應該向國軍看齊，我們這些被退除役的人。」
張永熙也主張不要讓時任總統蔣介石連任，這些在當今看來都是很普通的政治批評，殊不知張永熙就因為這些抱怨被控「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依《懲治叛亂條例》第7條與《刑法》59條判刑7年，不到1年就在獄中病逝。
出身廣東省鬱南縣的黃仁亞，雖曾於1958年參加過八二三砲戰、堪稱戰爭英雄，退役後卻也是一起悲劇。據展板資料，黃仁亞於戰爭期間曾撿起一張〈在家鄉過幸福生活〉的傳單沒扔掉，退伍後住在防空洞裡、新竹頭前溪打石維生，卻因曾經拿傳單給別人看，被控「以文字演說有利叛徒宣傳」判刑7年。
作為假想戰爭前線之金門、馬祖自然也是白色恐怖時期高壓統治之地，據展板資料，1956年起《金門馬祖戰地政務實驗辦法》在當地建立以軍領政體制、強力管制海岸線，直到台灣本島解嚴後5年，金馬才在1992年11月7日結束戰地政務、1994年4月28日廢止金馬台灣出入境管制──這期間自然發生很多事，其中一件，是一群餓肚子的漁民去中國福州換物資、卻變叛亂犯的悲歌。
過往馬祖與中國福州距離近、常有貿易往來，但1950年代初期這聯繫就斷了，東西賣不出去，島上也無法生產足夠的米、柴火、肉品、蔬菜，飢寒交迫下，就有一批漁民鋌而走險私下前往福州以物易物，未料被指控「通匪」與「洩漏軍情」，成了1952年多人被捕的「陳奕水案」。
國家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專案助理何友倫於導覽提到，這些人並無刻意「投共」或洩漏軍事機密、只是為生存去做生意，雖然最終仍被判處重刑，當時馬祖也曾發動請願，各村保長、里長、村長、商會、漁會、農會理事長甚至不惜蓋手印證明這些人的清白，「這是馬祖特殊政治案件，也是大家要團結對抗不合理統治的最好例證。」
老兵來台孤身一人、服刑期滿無人「作保」繼續關 每一環節皆違反中華民國參與起草之「世界人權宣言」
無論是何種原因被控叛亂、被逮捕，在那之後從審判甚至到出獄後，就是一連串漫長的折磨。陳俊宏介紹，如今國家人權博物館翻新常設展區之兵舍二以水泥材質作為主調、希望讓觀展者可以體會這其空間意涵，偵訊拘禁的部份是在保密局北所南所、即軍情局前身，這部份由政治受難者協助還原當年空間狹小「棺材房」、搭配口述記憶讓觀展者更能體會這空間的意義。
至於審判流程，何友倫介紹曾是一代青年領袖、主張「摧毀共產暴政」、最終卻被誣為叛亂犯在1969年被刑求逼瘋的許席圖遭遇。即便當時許席圖因刑求過於殘酷罹患精神分裂，在當年司法程序已屬無法繼續受審的對象、不可以有任何處罰，但從檔案可見，當法院提出要庭審時，蔣介石依然批示：「許席圖主犯不論其是否精神分裂症，既係主犯，不得停審，應判處死刑，餘照甲案辦理。」
「這可以很直接看到，行政機關長官直接干預軍事審判……其實（軍事審判制度之）『覆核』沒給長官這麼大的權力、沒大到可以決定人死活，但他是非常被濫用的制度，變成行政權干涉司法權，最終破壞台灣司法審判。」何友倫說。
蔣要你死、你不得不死，這只是審判流程陰暗處的一小部份，隨後的生活就更是陰暗。何友倫介紹調查局三張犁招待所時提出一個「起居作息表」，從表清晰可見政治犯的生活作息被切割得非常精準、由國家控制、以10分鐘為單位：「我們通常記得受難者受到極度壓迫身體不自由，但這也包含時間不自由……」
遍覽整個審判流程，陳俊宏相當推薦學校老師帶學生一起來了解，這審判流程恰好每一環節都違背曾由中華民國曾參與起草之「世界人權宣言」，刑求、不公平審判、從第5到第12條通通違反，所有基本權利侵犯都可以從這流程被一一檢視。
至於審判過後，有些政治犯遭槍決卻無人認識、遺體送去國防醫學院作為「大體老師」解剖教材後送至六張犁亂葬，有些雖然不被判死也有幸活到刑期結束，出獄卻又是個難題──何友倫說，有時有期徒刑已執行完畢卻無法出獄 ，很多是外省人在台灣沒有親友而無人幫忙「作保」，這是當時很可怕的過程，無法出獄就繼續拘禁。
陳俊宏補充，家屬所受折磨也不亞於政治犯，甚至連家人死了遺書都拿不到、數十年不知家人最後想說的話有哪些，數十年來政府將其視為「國家檔案」不願歸還家屬，是2011年陳俊宏在行政院人權保障小組提出訴求、說必須把遺書還給家屬，政府才開始研議。
罕見加入左翼元素：白色恐怖壓抑的不只政治訴求，還有性別平權訴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人權館展覽翻新也加入過往被視為禁忌的「左翼」主題。何友倫說，一般可能會以為左翼等於「共匪」，但其實當年為何會有那麼多人加入地下黨，其實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有關──雖然日治時期的「老台共」在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已所剩不多，但後來年輕人看見政府統治失敗、見證二二八血腥大屠殺，因此失望決心加入地下黨反抗。
陳俊宏補充，為何二二八後這麼多人投入左翼抗爭，必須理解他們在當時脈絡下為何這樣做、做了什麼──當時台灣人沒有很清楚的政治認同、不像現在知道「我們台灣他們中國」，當時面對日本戰敗、回歸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是處在一個「紅色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白色中國」（中華民國）的選擇狀態，恰好碰上冷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進行二二八大屠殺，年輕人自然容易投入整個全球左翼浪潮的左翼運動。
所謂「左翼」不只是政治認同，還包含更多元的價值觀。何友倫舉例政治受難者黃天的遺言，他在最後告訴妻子和女兒：「在一個社會裡，妳們應該毫不客氣地甩脫這種壓力，與男人平等地並駕其驅。」黃天寫完遺書後就被槍決了，其訴求顯然看來與當代性別平權有關，白色恐怖壓抑的不只政治訴求，亦有性別平權訴求。
「展區希望打破過去長期社會對白色恐怖的理解，一般大眾會從冤錯假案理解白色恐怖，但我們這次強調『壓迫與抵抗』，就是要突顯壓迫體制下政治犯的『能動性』。」陳俊宏說。
本次展覽亦加入國際脈絡，陳俊宏說，雖然中華民國在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起草過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949年起卻開啟人類文明史上最長的戒嚴令，這是受到冷戰新地緣政治影響──「當年是以美國為首自由民主陣營、對抗蘇聯為首共產陣營的二元對立劃分基礎，而美國希望能扶植一下反共政權、無論他是否為民主政權，所以會默許蔣介石進行這樣統治，維持一定的穩定性……」
從兵舍一到兵舍三，如今國家人權博物館3個常設展展區完整展出各族群面臨壓迫、審判流程之煎熬，陳俊宏說，這其實是2018年人權館成立後第一次針對整個主題展全面更新，不只要以人權視角重新看待與理解這段歷史，人權館本身即是昔日囚禁政治犯的歷史遺址，從空間更可得到「銘刻式記憶」、深刻感受到許多文字無法傳達的訊息：「希望各位看完展直接走進園區，與空間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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