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國家對不起我……當時的我是個熱愛國家的青年，他害怕有人去做危及國家安全的事情，所以拜託我去聽演講、把演講內容跟他講──當時我是用這個方式同意的，因此我們有這樣的代號叫『旭帆』，我告訴他，所有我給你的information你紀錄只會寫『旭帆』，但竟然現在你還可以查得到本名、查得到我是誰，我就覺得這個國家對不起我……」
無論政治立場，如今處於社會中堅的50世代台灣人大概都對「抓耙仔」一語記憶猶新，被鎖定的人將被監看監聽電話家裡裝竊聽器、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被彙報調查局──有人的父親因此被迫去學校向教官下跪陳情、保證兒子「會學乖」，有人一跟政治犯結婚就沒工作，有人驚恐得走在路上都會不經意回頭看、朋友說剛認識時「看我好像一個瘋子」。
過去人們知道「抓耙仔」卻往往不見其身影，然而在5月4日促轉會研究發表會上，終於以檔案線索尋得情治人員與線民現身說法談當年。歷經約莫40年現身，其中一名代號「旭帆」的昔日職業學生最大感觸竟是：「國家對不起我……」
燒10幾億盯看生活大小事、被監控者崩潰「朋友看我像瘋子」 情治人員卻無感：我們只是了解，沒有要對他有傷害
於5月4日促轉會「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研究發表會上，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指出，監控體制來由可追溯至調查局長阮成章──1978年起接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有感於「1800名工作人員難以監控1800萬台灣人民」，因此對調查局進行組織改造、以「情報網」廣佈社會不同場域，於校園、黨外團體、宗教佈建「線民」有紀錄者便高達近5萬人，至1983年就花掉10多億預算。
儘管被監控的人是那樣恐懼，那時監控被國家視為理所當然，而在促轉會副研究員邱于庭〈「忠」與「過」：壓迫體制中的情治人員〉研究專文，便以實際訪談點出被監控者、情治人員之間的巨大落差。
邱于庭介紹，監控工作基本是以「國家安全」為目標獵捕「內部敵人」，瞄準「共匪」、「海外台獨叛國組織」、「國內及國際陰謀份子」，就一名情治人員說法：「就是盡我的能力去了解『已交查對象』的言行動態舉止。」當一個人被監控、被認為有不當政治言論，其影響可能包括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刑法》100條後續偵辦，在海外的可能被列「黑名單」拒絕入境、在台灣的可能被影響工作，更常見的是當被監控者查覺自己隱私被侵害，其心理壓力甚鉅。
就邱于庭訪談的被監控者，有人因為做學生運動被舉報被恐嚇要退學、看著自己父親跟教官下跪求情保證兒子一定會「學乖」，有人走在路上都會再三回頭、眼神充滿恐懼、朋友都說剛認識時以為他是個「瘋子」，也有人跟政治犯結婚後馬上沒工作、被指指點點──儘管大多人在當年都知道有監控，當他們在今日民主時代去促轉會看自己被寫報告的檔案，還是近乎全部驚呆了。
